据报道，在国家实施“最严耕地保护制度”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地方违法占用耕地，屡禁难止。记者调查发现，有企业承包耕地后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种植经济林，国土资源部门下达过限期整改通知书，然而时隔6年，企业仍没有恢复这些耕地的用途。

　　如果说粮食安全是一座楼宇，耕地无疑就是下面的地基。地基不牢，高楼难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示，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然而现实中，耕地保护在落实层面却往往变成纸上谈兵，一些地方采取“文件式”执法或是以罚代管，客观上纵容了违法占用耕地问题的滋生。耕地保护困境，表面上看是一个执法监管问题，从更深层次看，耕地收益下降、种粮积极性不高则是主要原因。当种粮收益不如种树收益高时，耕地种树便成为一种经济上“合算”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耕地保护执法难免出力不讨好。

　　近年来，“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的“谁来种地”问题，频频引起热议。年轻人嫌弃种地条件苦、不体面，一旦遇上旱涝病虫害，“种田还要倒赔钱”。耕地被擅自改变功能，同年轻人不愿种地，“病根”某种程度上都在于种粮收益太低。一亩水稻能产多少粮，一斤玉米能卖几块钱，化肥、农药、种子花费多少钱，这些琐碎的农民账本，另一头牵动着的，正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如果没有人愿意种粮了，粮食安全从何谈起？粮食安全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不仅是战略问题也是民生问题。诚如专家所言，粮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供给量的安全问题，而是中国农业的产业安全问题和中国农民的就业与生计安全问题。

　　稻亦有道，粮食安全体现生存之道，也照见发展之道。农业是农民奔向全面小康的正途，无论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是实现粮食稳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必须确保农民可以获得稳定收益。众所周知，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如果完全交给市场来裁判，谷贱则伤农，谷贵则伤民。而如果全由政府来调控，粮食增产会使得库存增加，政府财政压力也会随之加剧。正因如此，农业被视作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行业。“监管侧”不能失位，“市场侧”亦应有更好作为，最终通过“收益侧”的显著成效，托举起粮食安全。

　　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出台了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相关政策，各级政府逐步确立了保护基本农田、保护种粮积极性、落实粮食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干部责任制，这对于确保政府权力行使到位、责任落到实处有很大裨益。而像延伸产业链、提高粮食附加值以更好抗御市场风险，推广规模经营、提高个体的单位产出以保障农民收益，探索理顺产销关系、保护农民利益的价格机制等，都需要以符合农业发展规律、尊重市场规律的方式深化改革、强化落实。靠留守老人、妇女，撑不起现代农业的未来，一些地方像培训“职业经理人”一样培育职业农民等做法，值得在实践中探索和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粮食安全不容闪失，我们要保住18亿亩耕地，更要保证有人来耕种这18亿亩耕地。只有确保农民种粮致富，粮食安全才有坚实保证，国家发展才有更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