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刊发系列文章“关注社会信任度”，从探讨“为何谣言这么多”开始，认为在一些人对谣言不辨真伪，信谣和传谣成为一种情绪宣泄方式的表象背后，本质在于社会信任度的降低，而社会信任度降低的重要原因，是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

　　政府、专家、媒体这些通常被视为权威信息源的声音不再为公众所信任，乃至出现越是谣言其传播速度和效率越高、越辟谣人们越信谣的咄咄怪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加大了交易成本，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社会失范的前奏，诚如《人民日报》引述的专家所言，的确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尽快从制度层面寻找长久出路，用心加以解决，否则未来将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的时候了。

　　如果认同《人民日报》所说，人们宁愿相信谣言的深层原因在于作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被严重损耗，那么挽救愈演愈烈的社会信任危机的根本出路当然只有一个：重建公信力的权威，而尤其是要重新找回政府应具的公信力。

　　如何找回政府应具的公信力？专家们给我们提供了思路，一方面政府要摆脱陈旧思维模式，增加真实信息的“供给”，以排除谣言生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公民教育，让更多的老百姓知法、懂法，切实提高自身的权益意识和谣言鉴别能力，确保能够对政府的行为和专家言论进行正确理解”。这个思路自然很有价值，但其成立显然有一个前提，即信息提供者真想“供给”真实的信息，而之所以让受众不满意只是因技术问题或所谓“官僚作风”，影响了信息的及时发布。

　　也许近期的一些焦点事件可以加深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就在《人民日报》分析“社会信任度降低”现象的同时，北京发生了歌唱家李双江之子和另一男子无照驾驶、打人的事件。无论无照驾驶，还是寻衅滋事，约束条文原本具载于法律，媒体最新的消息也透露，两名男子已被海淀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而北京市公安机关也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北京是首善之区，更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法律的尊严，任何人违法犯罪均要追究责任。”

　　这样一种处理遵循着正常的程序，官方的公信力肯定很难流失。可惜，北京市公安机关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表态背后的事实却是：与李长江之子共同施暴的另一男子，其驾驶的牌照为晋O 00888的奥迪套牌车在3年时间里，仅在屡屡开展严打机动车违法违章专项活动的北京违章就高达36次，却一次也未被处理，身份至今不明，其惹来无数猜想难道不在情理之中？老百姓又如何“信”得起来？

　　从这一事件其实已经能够清楚看出，于技术上进行改进，使信息公开条例等制度更富操作性，只能对那些确有诚意向民众公开信息者发挥作用，当一个人打定主意不想让真相曝光时，除非有严厉的罚则，否则真相就会永远迟到。很多时候，是否公布真相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在此次事件之前，昆明官员艳照门中，警方一再出尔反尔，“云南版王亚丽”党煦燕的升官疑云至今未能消散，没有人会相信，当地官方和普通民众一样不明真相，只不过他们的诉求恰恰和民众相反罢了。

　　不应讳言，在有些地方有些公权力部门那里，掩盖真相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反应。而这种反应的幕后，实为利益的深度勾连和利益共同体的牢不可破。也许在教育官员改变态度和作风的同时，更紧迫的工作还是打破这种利益的深度勾连。

　　社会转型过程中，要警惕人们因不明真相而传播谣言，但更要着力防范一些深明真相的人有意说谎，后者正是前者的基础。掌握公权力和足够信息的人必须先有供给真相的诚意，再加上信息发布以及和受众交流的渠道畅通，谣言才可能退场，也才会诞生对社会充满责任感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