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骗贷案，牵扯出几个泰斗级人物。中国收藏家协会原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原主任教授杨富绪等，他们围着装有“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走了一趟，就给出了24亿的估价。他们拿走了几十万元的专家评估费，而“金缕玉衣”的主人则拿着这份天价估价报告去银行骗贷6个亿。

　　这是这起骗贷案中，十分重要的情节，据此，有网友追问，是不是该追究这几位“专家”共同诈骗的责任。要据此称专家参与诈骗，有些牵强，但是，这起鉴定，却暴露出当前学术评价中的专家行为不端，应当展开独立的学术调查，对不端行为做出学术处理。

　　据媒体报道，参与鉴定的杨富绪教授，把责任推给已经过世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他说：“一般是由正规的鉴定单位做出有说服力的报告，然后评审组给出评价，这次‘评估组里有名人’，史老（史树青）、杨老（杨伯达）都在，当然要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史老说了24亿，会有人说是23亿吗？你想想。不是没法驳，而是没考虑……”在笔者看来，杨教授说的是实话，这些话将现在一些学术成果鉴定会、验收会的“潜规则”描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学术评价不是按学术原则行事，而是看谁的来头大，谁的江湖地位高，谁就主导评价结果。

　　近年来，在关于学术道德的质疑中，普遍提到四处赶场子，参加评估、评审，而且，有些明显是跨界的。为什么专家会这么吃香？邀请者心中很明白，其一言九鼎，只要搞定了专家，也就搞定了整个成果鉴定、评价。

　　须知，这不菲的鉴定费，当然不是白白支付的，专家、权威人物给出的评价，会派大用场——在课题结题中，这可以交差；在业绩考核中，这是工作亮点；在下一步申请课题中，这是有力的推荐；在申报各种成果奖和争取各种学术头衔中，这也是十分重要的材料。用到这位企业家身上，就变成了骗贷的“法宝”。可以说，一些学术权威们的草率之举，加剧了学术研究的浮躁，把学术作为牟利的工具。而且，如果有学者成果造假，参与其成果鉴定、评价的专家们，则直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近年来曝光的学术造假事件中，对虚假学术成果做出高水平鉴定，是造假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这类学术鉴定和评价，虽然从架构上，貌似“学术评价”，不是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体现的是学术操守、学术规则，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其实还是走的行政那一套。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大师级”学者、泰斗，本就是行政评价的产物；另一方面，把泰斗一直捧在学术最高地位，唯其意见是尊，这是学术等级化，某个人一发言，就为整个评价定了调，这不是学术规则，而变为个人规则。

　　以学术为本的管理，体现的是每个学者的平等。在国外大学中，教授会的成员是全体教授，每个教授都有平等参与学校学术事务和教育事务决策的权利。与之相比，我国的学术界，实行的是与官场对应的等级管理，在现在的大学，教师已经分为13级，其中，院士在最顶端，接下来是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等等。如此严格的等级，何来学者们平等的学术话语权，何来学术的平等竞争。

　　这也是某些“权威”、学术“大佬”主导的学术鉴定出问题之后，无法问责的原因——怎可能由学术晚辈、“下级”问责？所以，要让学术规则回归，既要摆脱学术的行政化，还要打破学术的等级化，还得消除学术界的所谓“权威”、“泰斗”，给每个学者平等的学术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