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部门难以达成一致，《工资条例》出台时间再次被推后。据称，在《工资条例》草案中，最低工资以及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规定遭到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反对，而有关“同工同酬”的规定，也没有找到令国企和相关部门满意的解决方案。

    为劳动者撑腰的《工资条例》呼之不出，争议的焦点很多，譬如最低工资水平、譬如薪资增长机制、譬如同工同酬，部门之间、既得利益之间，难免有些互掐。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正常的政策博弈。这好比市场买卖，一方没有话语权、只有掏钱权是很诡异的。当然，有关劳动权益立法之上的角力，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更需要理解的，是公众对工资问题的纠结。数据是最好的说理：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60.58%降至2008年的39.22%，远低于2004年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的水平，与此同时，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反而上升了20个百分点；国际上考察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有两个数据，一是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城镇职工平均工资，通常前者比例是后者的40%被认为合理。但2010年之前，全国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内的35个大中城市没有一个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40%的标准。即便抛开基尼系数不说，“多劳少得”等怪现象也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早在2003年，中央劳动部门就开始筹划起草《工资条例》，甚至早在最初，相关方面还打算将其升格为《工资法》，然而历经四次大改之后，大家似乎失去了这份锐气：既因中国拿工资的劳动者太多，更因在这种工资关系中盘踞着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工资条例》“七年之痒”后仍“难产”，这让人想起当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前的“风云际会”，不少专家学者甚至断言“《劳动合同法》严重地损害了我们中国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进程”、必然要加大企业用人成本；劳动者担心企业会为了“降低成本、规避风险而在新法实施前大量裁员”；一些在国外被劳动权益保护法吓唬惯了的外企，甚至做了“搬家”等最坏的打算。结果却是风平浪静，相安无事。某种程度上讲，《劳动合同法》虽然进步多多，但并没有逆转失衡的劳资关系，那些基于法理视角的惊扰，更像是自己吓唬自己。

    前车可鉴。当“锦旗哥”以行为艺术倒逼劳动监察部门关注普通劳动者的加班费难题，当大多数劳动者认为自己处于弱势，担忧“关心高温津贴就是和饭碗过不去”时，诸多劳动领域的权利症结，显然就不是“立法依赖”所能纾解得了的。这显然是一个悖论：一方面，诸多具体劳动法律执行的不到位让人倍感失望；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工资条例》等新法寄予厚望，指望总有一个法规能保护自身权益。

    其实，社会的法治化，在于每个个体都能普遍守法，但这种信仰或敬畏，与其说怕被责罚，倒不如说是认可这些法律代表着的普遍律令，遵守“一些基本权利是天赋的、不证自明的规律”。其实，法律和法规或许总有纰漏，但蕴含道德等因素的秩序会平衡这种缺憾。不妨设想一下：当下而言，就算《工资条例》顺产了，又能怎样？譬如以今年各地劳动者最低工资的频调为例：它显然并不是法律或政策的直接意思，而更像是CPI上涨、刘易斯拐点临近的结果。

    成熟的劳动者、不缺位的执行力、公平的就业机制、对等的劳资关系，这是我们期待《工资条例》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