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艰辛探索的厚重史书
——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石仲泉）
“16年磨一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终于出版了！
中国共产党90个春秋的历程，大体分为三个“30年”。《党史》二卷反映的是第二个“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这是三个“30年”中党的历史既波澜壮阔又最为复杂和曲折的时期。这里谈谈如何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和《党史》二卷如何反映这段历史的一些看法。
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探索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这是他对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形象说法，尽管那时他并不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有大的曲折和失误，但历史证明:党的第二个“30年”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探索，正是“S形”。
在中国搞建设同干革命一样，马列主义本本里没有现成的答案，从其他国家里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由于我们国家的国情十分特殊和当时的国际压力相当巨大，也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大局限，再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这对于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历史使命，并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不异常艰辛。
对于这“30年”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历史，由于人们的不同经历和阅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观念，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其中不少还牵涉一个感情和理性、历史认知和与时俱进、分析视角和全面把握的关系，因而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不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必须对这段历史的重大基本问题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否则，就是过去西方列强所鄙视的“一盘散沙”，不可能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钢铁般的凝聚力，不可能产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产力和创造力，不可能实现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而奋斗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认识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就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科学论著。特别是邓小平亲历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在相当长时间是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比较了解，或是有些事件的参与者，或是有些事件的决策者，对许多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说明具有权威性，可以成为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参照。他实际上勾勒出了党的第二个“30年”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S形”。《党史》二卷，正是以长篇巨制努力展现这个“S形”，以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来说明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常艰辛性。
二、一部突出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展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党史大书
党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既然是“S形”， 那么对这段历史应该怎样反映呢?《党史》二卷的一个优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揭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常艰辛性时，突出了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在总体上展现了实事求是精神。评价一部党史书籍写得是否成功，既不在于披露了多少“秘闻”、“内幕”，也不在于发表多少“宏论”、“高见”，最根本的在于是否实事求是，是否客观地科学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否是公认的信史。对实事求是如何理解，我以为要把握这样三点：(一)实事求是不单纯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对任何复杂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涉及认识主体的立场、观点、方法，与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学识密切相关。(二)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如同真理的认识是个过程一样。认识主体不仅有认识的局限，还有历史的局限。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程度，要求绝对地“实事求是”是不实际的，它只能逐步地实现。(三)实事求是有宏观把握和微观把握之别。是否信史，能将两方面都把握好，是最佳上品。首先在宏观方面把握好，使读者感到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是客观的，这就应当得到认可。《党史》二卷在这方面尽了力。具体表现为：
第一，《党史》二卷鲜明地肯定了第二个“30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这“30年”，总的说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初步改变了国家面貌。《党史》二卷结束语在论列这“30年”9个方面的成就和10条基本经验时，指出: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党尽管犯了错误，使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受到影响;特别是十年内乱，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困境;但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这些总结，是对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正确把握。
第二，《党史》二卷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正确的评论和分析。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正确把握，还表现在对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关节点的认识上。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二卷认为从其全过程的总体上讲，一是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稳定，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和混乱；三是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特别是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政策的独创性经验，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和平赎买设想。因此总的来说，在中国实现这样的深刻社会变革，为逐步走向国家强盛、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分析有助于澄清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模糊认识。
第三，正视党在探索中的曲折和挫折，对付出惨烈代价的失误没有回避，对失误的原因作了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对待党的历史，除了把握好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外，还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曲折和挫折。这既是研究党史的科学性要求，也是对党性、良心的拷问。因此，党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二卷对于党在探索中付出惨烈代价的失误没有掩饰和回避，而是努力认真总结。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字没有讳言，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任的表现。二卷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历史作了如下分析:在这十年间，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表现了党的探索历程的复杂性。党努力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党勇于自己纠正失误中深切感受到党的本质和主流所在，没有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为之继续付出艰辛的努力。”党和人民虽然“没有能够阻止‘左’倾错误的发展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但这种信念和努力最终成为后来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开辟新的道路的内在力量。”这个分析是恰当中肯的。除此外，二卷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设专节作了全面剖析，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彻底否定;同时，对这十年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绩也作了论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党和国家的事业会取得更大得多的成就。”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刻骨铭心的警示
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民族通过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会进步得更快。毛泽东也讲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对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付出的惨烈代价，也应当这样认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将其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好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党史的任务就是：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这里，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非常重要。二卷在讲到党的历史曲折和挫折之处都总结教训，发警示之言。
(一)绝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定要坚持社会和谐。邓小平讲过，从1957年开始的“左”，差不多整整20年。为什么会长时间地犯“左”的错误呢?其理论根源就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对抗，两个阶级的斗争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指出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它存在的范围、表现的形式和斗争的方法，同革命年代根本不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破坏活动，主要依靠国家法律力量，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搞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它只能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给党、国家和整个民族带来大灾难。我们党现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绝不能构建和谐社会的。
(二)绝不能再超越历史阶段，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付出过惨烈代价的“大跃进”运动，其指导思想就是忽视中国的基本国情，超越了中国还是个很不发达的国家这个现实。它的一个巨大危害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严重违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从根本上说是反科学发展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就是这种反科学发展的恶果。我们党经过近半个世纪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发展的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科学发展，就绝不能再干“大跃进”那样的蠢事。
(三)绝不能再搞路线斗争，一定要发展党内民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虽有很多创造，但也深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其重要影响之一就是认为路线斗争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力，要不断开展路线斗争。历史证明，对党内出现的问题，无论是政见分歧还是腐败现象，必须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来解决。其核心是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将违法者诉诸于法律。过去长期搞路线斗争，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一直缺失。当前，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集体领导制度。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共产党就更有活力、凝聚力和执政力。
(四)绝不能再搞个人过分集权，一定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反思“文化大革命”，认为党和国家的一些具体制度，特别是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毛泽东虽然有所认识，“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里，最根本的是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在中国，民主最根本的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保障人民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这就需要不断改革现行领导制度和政治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必须牢记这段历史给我们刻骨铭心的警示。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姜伟新）
落实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关键是处理好积极与稳妥的关系，既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城镇化，为拉动内需、扩大就业提供新的增长空间；又要立足国情，针对突出问题，扎实推进。
一、认真研究解决从农业大国向城镇化迈进的突出问题
城镇化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地域组织变化和转型的过程。国际经验证明，当城镇化率达到50%—60%时，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多发，大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就业不足、贫富差距拉大、住房短缺、交通拥堵、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一些国家由于未能处理好这个特定时期的特殊矛盾和问题，使经济由快速增长变为滞缓，有的还引发了社会动荡，教训十分深刻。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2009年达到了46.3%，“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跨越50%的关口，进入城市型社会。在一个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向城镇化和工业化迈进，这是我们的最大国情，在世界上没有可比照的先例。城镇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国情，使我国比其他国家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问题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从现实情况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是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激发了我国城镇发展活力，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逐年加快，2009年底累计有3.4亿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市。经过30多年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民工在农村转移人口中已占很大比重，但目前他们在城镇的安身、立足和发展，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近年来，农民工举家进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据对一些城市的调查，有的地区这一比重已占到60%以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到流动劳动力人数的四成，“十二五”期间他们将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跟随父辈在城镇长大，他们在文化程度、就业选择、心理需求、人际交往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需要我们更加关心关注。
农民工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影响到城，也波及到乡。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要比被征地农民通过拆迁安置转为城市居民复杂得多，因为这不光是户籍问题，更重要的是就业与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各项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问题。“十二五”时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趋势，但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国家在总体上要有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政策要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制定具体政策，探索有效办法。解决农民工问题有两个着力点，一方面要注重培育农民工的发展能力，帮助他们提高就业技能，使他们尽快适应身份的转化；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城市的包容度，倡导城市原有居民从思想感情上容纳农民工，让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住、能融合。
此外，在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搞城镇化，土地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当前，在防止把城镇化简单地视为让农民把土地拿来搞城市建设倾向的同时，要认真研究城镇化过程中人、地等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规律与机制，根据国家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使城镇化与我国人口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这对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培育国内市场、破解资源环境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提高质量是城镇化的关键环节
提高质量是“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与运行效率，既是我国增强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和分工中抢抓发展机遇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比较快，取得显著进展，但同时也有不少城市发展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重视经济增长和物质形态建设，忽视社会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未能突出人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二是管理粗放、效率低，规划和建设经过科学论证的少，出自“长官意志”的多；三是重地上轻地下，不少城市不清楚地下管网的分布、种类、建设年限，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日趋严重；四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供给和防灾能力不足；五是城市普遍缺乏特色。这些问题都亟待改进。
提升城市质量，关键在各级领导，尤其是城市领导。要坚持“城市发展为人民”的理念，结合当前和长远，统筹考虑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城市发展和建设上。要重视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和承载能力，积极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功能转型，特别是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激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活力。要适应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着力提高市政公用设施的覆盖面，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建立高效协调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实现城市动态管理和精细管理。
提高城镇发展质量，要加强城乡规划的约束力。一是要按照《城乡规划法》要求，加快制定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引导城镇化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二是要适应城镇群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加强对城镇密集地区的规划调控，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同时引导大城市逐步完善向外围新区和周边城镇的疏解功能，促进城镇协调发展，避免出现“大城市病”。三是要遵循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逐渐减少的趋势，坚持城乡统筹规划，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加强对村庄建设的规划指导。四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分类指导规划建设，激发小城市和小城镇自我发展的活力，发挥它们在统筹城乡中的独特作用。五是要依据城乡规划，加强空间管理，将禁止开发建设的地域确定下来并长期保护下去，合理确定适宜建设地域的开发强度，促进城镇集约发展。
当前，已有不少地方把提升城镇发展质量作为工作重点，积极推进转型。比如，广东珠三角地区正在建设的区域绿道，将城市绿地系统、郊野公园、生态保护区、乡村田园有机串联起来，在有效保护区域生态空间的同时，为广大城市居民提供了休憩健身的场所，密切了城乡关系，扩大了就业，带动了消费。又如，重庆市积极推进宜居城乡建设，通过旧城改造增加公共活动空间和绿地，改善了中心城区的人居环境质量，为城市功能的完善和提升创造了条件。这些经验值得借鉴与推广。
三、农村现代化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我们应该认识到，城镇化包括城市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全面的中国城镇化。我国人口总量大，即使城镇化发展进入了稳定阶段，也还会有4亿—5亿人居住在农村。没有农村现代化，就不能说完成了城镇化，至少是缺腿的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必须统筹城乡共同发展，使广大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这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要求与必然选择。
城镇化是城与乡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传统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城乡联系弱，城乡差别不明显；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由于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容易出现城乡二元格局；后工业化时期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通过城市辐射带动农村，城乡差距逐渐减小，并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必须兼顾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只有让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也过上幸福生活，共享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国才能说真正实现了城镇化。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两个“轮子”，相互促进，互为支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配合与支撑，农村的繁荣稳定同样离不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带动和反哺。一方面，随着城镇产业发展和人口增加，城镇化不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纳了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而且农产品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开拓了巨大空间，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城镇产业向农村辐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可以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因此说，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环境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来增强农村自我发展活力。一要千方百计把农业的小生产联结起来，通过与城市大市场对接，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民增收；二要按照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农田水利设施，为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三要把农村作为城镇化不可或缺的功能区域，保持乡村的自然特征和传统特色，整体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四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和历史文化名村的扶持。
四、通过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住有所居
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老百姓“住有所居”。“衣、食、住、行”是城镇百姓的基本需求。从“住”来看，尽管近年我国人均住房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较快，一些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顺应城镇化快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趋势，在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努力使住房供应总量和结构与多层次需求相适应，住房价格与消费能力相适应，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目标。
首先，要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廉租住房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各类棚户区改造；对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新毕业大学生及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对中高收入家庭实行商品住房制度。其次，要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确保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用地，不低于住房和住房用地供应总量的70%。第三，继续研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差别化的住房信贷和税收政策。第四，加强市场监管，抑制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同时，着力规范市场秩序，通过立法和严格执法，加大对捂盘惜售、囤地炒地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和查处力度。
“十二五”是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期。立足当前，兼顾长远，脚踏实地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城镇化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从维护城乡居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作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书写党的历史
—— 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
（张启华）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刻也未停止过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即使在发生严重失误的岁月里也是如此。如今，在风雨锤炼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诞辰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开辟之前艰辛探索的历程，对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党史》二卷坚持党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判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现党性原则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党史研究具有强烈的学术性、科学性，同时又有鲜明的党性、政治性，与现实有密切联系。随着党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不同意见的学术分歧越来越多。这是学术深入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这对于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是不利的。所以，党史工作者要自觉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高度认识和做好党史工作，要遵照中央关于“党史姓党”的要求，站在党和人民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党史》二卷正是这样一部立场正确、很好地坚持了党对重大历史问题基本判断的著作。
二卷的时间段，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这29年历史进行总体评价的基本依据，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六条“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对29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应遵循《历史决议》的精神。
另一方面，《党史》二卷对有争议的问题也作出了理论回答，具有较强的学术特征。党史研究中愈益增多的争论，几乎涉及所有领域、涵盖所有时期。对这些争论进行梳理，作出述评，对搞清问题、推进研究是极有益的。二卷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二卷的写作历时16年，历经数十轮次修改，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不断吸收反馈意见和最新研究成果，对有争议的问题尽可能地作出客观而又得到普遍认可的分析和回答。
二、《党史》二卷全面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分析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29年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要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正确把握这段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整个党的历史，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具体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既然是探索的历史，这段时期就必然呈现出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是一段矛盾不断发生、不断解决的历史。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二卷按照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发展的这一内在逻辑，清晰地展现出这条主线，客观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全貌。
《党史》二卷充分展示了这一历史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我们党90年历史中的一段，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的历史。这是历史的主流。
与此同时，二卷也客观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失误，做到了成绩讲够，错误讲透。这29年中，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但二卷并没有因此把这段历史排除在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之外，而是明确指出这些错误和曲折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并从主、客观两方面具体分析了发生失误的原因，着眼于总结教训，揭示规律，目的是避免重演。
总之，《党史》二卷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这段历史，既充分肯定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科学分析犯错误原因，充分发挥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三、《党史》二卷对党在这段时期犯错误、走弯路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并强调是党自己发现和纠正错误的
《党史》二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犯错误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例如，实践经验不足，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制度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等。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例如，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等。这些概括和分析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
二卷特别强调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这些错误后及时予以纠正，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尽管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还是初步的，对错误的纠正也不彻底，但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这是我们探索前进步伐中的重要一步，其意义不可低估。从长远看，每一步前进，不管步伐大小，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的贡献。正是这种勇于自我批评、敢于纠正失误的精神，体现出我们党是一个郑重的、伟大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特质。
总之，《党史》二卷在对待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不回避错误。错误是客观存在，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二，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第三，充分说明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
事实上，犯错误的历史时期，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正是这些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深刻反思执政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识到必须解放思想，必须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所以，在对待党在这一时期所犯错误问题上，二卷坚持的上述原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党史》二卷客观评价党的领袖人物的功过，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党史》二卷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充分肯定党的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功绩和贡献，客观分析失误原因，热情讴歌广大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卷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客观分析其对所犯错误承担的责任及成因。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取得辉煌成就，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毛泽东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理论的开创者。对于毛泽东在这一历史进程的缺点错误，二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指出他应负的个人责任，另一方面着重从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指出这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二卷遵循邓小平在评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所提出的原则：(一)“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二)“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三)“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二卷的分析和阐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
二卷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及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做了相应评价，特别是对于这些领导人在某一个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分别予以突出和再现。如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卓越成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的积极探索和作用，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的探索和贡献，周恩来在1972年整顿中批极“左”思潮的不懈努力，朱德对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贡献，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等等，二卷都在不同篇章作了充分的反映。
二卷通篇贯穿群众观点，充分反映了党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展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在这29年里，广大人民群众发扬主人翁精神，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卷对突出的先进集体、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形成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都予以浓墨重彩的展现;对“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也作了客观反映，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
总之，二卷客观评价党的领袖人物的功过，又不着眼于厘清个人功过，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唯物史观，正确对待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伟大历史作用。
五、《党史》二卷把握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将29年历史与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紧密联系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为正确认识这29年与后30多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党史》二卷依据这一精神，把握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把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这29年里，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深刻反思这29年的经验教训，全党和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能在后来找到正确道路，是以这29年的正反经验为基础的——有哪些正面经验可以继承，又有哪些反面经验可供鉴戒，才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
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而是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研究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轨迹，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总结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更不要轻率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前辈们，我们永远充满敬意。我们不能忘记更不能否定人民为争取美好未来付出的艰辛劳动，对领导人民走过辉煌而又曲折道路的领袖人物也不能采取一笔抹杀的不公正态度。我们应该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说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为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历史的依据，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