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青，中央党校哲学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特聘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教学，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
 

　　记者：近来，我们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引起广泛的争论，如老人倒地要不要扶、女大学生跳楼要不要劝，小悦悦事件的发生更是把这个争论推到了白热化。真的是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走到道德崩溃的边缘?对此您怎么看。

　　阮青：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些事件，这么多人参与这次大讨论，这么多人对民族道德表现出关注和关切，就足以说明问题。可是，当我们静下来扪心自问：如果在马路上看到老人倒地，看到小孩躺在血泊之中，会马上伸出手去援救吗?许多人迟疑或选择走开，是因为谁也不知道给予别人援助的同时，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大家处在一种深深的道德无力感之中。

　　记者：我注意到您使用的词不是“道德崩溃”，而是“一种深深的道德无力感”，请问这种“道德无力感”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阮青：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复杂的。首先是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如果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会形成一个多向互动的网络，这个社会一定是稳定的、和谐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相互信任是一个健康理性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如果人们之间没有相互信任，而是相互猜忌，总是担心别人害自己，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结果是，能伸的援手不肯伸，能帮的忙不肯帮，人人成为冷漠的看客，人人也都可能成为被看客的冷漠所伤害的牺牲品。
 
　　其次，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决定着人们更加关注眼前利益。改革开放之前，长期的物质资料、精神生活的匮乏，环境封闭压抑了个体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带来了人性解放，长期以来受压抑的欲望以勃兴的姿态高调反弹，同时也出现冲破道德观念、政治原则、价值理想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迷茫、彷徨、失落，甚至丧失了自我。结果，有的人不惜诬陷救命恩人，有的人以“碰瓷”的方式来欺诈普通人，有的人以假扮“乞丐”等身份来欺骗善良人；而这些普通的善良人很可能为了不再被诬陷、被欺诈、被欺骗而拒绝对需要救助的人施以援手；而其他人看到救助者落得的这种结局，也很可能成为冷漠的看客。

 　　最后是违背社会良俗的司法判案，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社会信任体系更加脆弱。“彭宇案”、“许云鹤案”在社会中引起巨大的反响、高度的关注，可能是判案法官都没预料到的。其中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信号，一是人们对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传统的道德理念与当代维权意识关系的重视，这无疑是对改革和完善社会司法体制进行的理性思考；二是人们对以司法体制为代表的公权力的不信任。公权力公信力的下降，是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记者：当下大家常常谈到一个词就是“给力”，请问如何让道德给力呢?

　　阮青：要加强国民道德教育，重塑道德主体，培养高度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应该讲，中华民族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早在 1949年上海英文报纸转载《纽约星报》的文章，讨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内容记述了美国远东问题战略专家对当时中国革命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在开展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一股道德和文化的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蒋介石到台湾后总结失败教训时说，“我们此次失败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其中，“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是重要原因。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道德和文化的作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集中体现为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道德自信指道德的觉悟和觉醒，对道德的地位和作用、发展规律和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道德自觉是对长期历史积淀深深扎根于民族灵魂的对自身道德的充分肯定和自豪，对道德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和极大勇气。一个缺少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记者：那么如何培养国民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
 

　　阮青：这当然是要通过教育、引导和规范，尤其是通过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和规范，使国民产生一种价值观的认同，从而把价值观作为一种内在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优良的传统。孔子主张：“工欲善其事，必 先 利 其器”；“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肯定主体自身具有趋向“仁”的内在自觉性。“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即通过克制、约束自己的言行、欲望，使之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如此反复多次，礼中所包涵的道德精神就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内化为人的素质，从而实现“仁”这个最高的价值目标。在这方面前苏联有着深刻的教训。苏共垮台后，有人总结其垮台的教训之一是，“有些东西把人说厌了，说烦了，说恨了”。今天，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所呈现出的价值观的多样性、多元性、差异性、异质性的客观现实，对国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什么样的价值观教育、怎样进行价值观教育，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关系民族未来的重大问题。

　　其次，建设良好的规章制度来保证道德规范的实现。这需要社会制度的顶层设计为道德规范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更需要具体制度的设计为道德规范的实现提供具体依据。这一点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如 1836年的《德国刑法典》就有对见死不救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条款，1980年形成现在的“救助失责”款，其中包括为保护救人过失而专门规定的豁免条款，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责任追究，继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者施以帮助。目前中国民众对相关立法的呼声非常高，深圳市已经就《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条例会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完善起来。实践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每一个新问题的解决都是实践的伟大进步，对每一个新问题的新认识都是理论上的创新。
 

　　再次，可以采取必要的、恰当的仪式，把道德规范通过长期的积淀而内化为主体的基本素质。新加坡的中小学生每天入学第一件事是朗诵《公民价值观》；美国人听到国歌一定要立正。这是一种仪式体验教育。仪式是价值追求的实现形式，能够使人产生一种神圣感、自豪感和归宿感；仪式又表现为一种公开的承诺，使人确立一种价值目标，为实现价值目标去拼搏；仪式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宣示，确立一种行为规范，既可以得到他人的监督，又可以产生一种自我约束的力量。
 

　　记者：领导干部在道德建设中如何起到表率的作用?

　　阮青：领导干部必须重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到民族道德素质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资本主义精神中有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经济冲动力、宗教冲动力。由此衍生出两种精神：贪婪攫取精神和禁欲苦行精神。两种精神共同推动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后来，先是世俗法制社会碾去了神学的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传统的清教徒式的“先劳后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心理。这恰恰是古罗马与拜占庭文明堕落的先兆。正是这种状况导致民众成为“精神的漂泊者”。反观中国社会，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部分人也出现了信仰缺失、信念错位、精神懈怠、心理焦虑、认知迷茫等消极现象。如何重树信仰、确立信念、解疑释惑、疏通思想、端正认知、安顿心灵、振奋精神，是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党已经深刻意识到，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的落实需要全体党员干部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
 

　　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引导、决定着民众的道德水平，要教育民众首先要教育领导干部。孔子多次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孟子也提出：“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毛泽东为全党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的文化保证。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是至关重要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利益观等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能否经受得住这些考验和挑战，决定着党和国家事业的生死存亡。因此，在加强民众道德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的同时，必须首先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道德无力感并不单纯是个道德问题，要解决道德无力感也不是单纯依靠道德教育就可以完成的。道德软实力是以民族产业硬实力为基础的，民族核心竞争力是以民族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解决道德无力感需要社会各个系统的共同努力，是一个长期艰苦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