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举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讲话中指出，“判处当事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该备案的要备案”“对官员、有权有钱者以及涉黑犯罪，减刑假释一律要上报”，并且以后“一律在网站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事实上，在监狱中，几乎每个犯人都会减刑。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明确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也是有据可依、有法可循。其本意，在于激励罪犯改过自新，重新回归和融入社会。

　　然而，正如古人所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无论是减刑，还是假释、保外就医，在执行上，都有着不少的漏洞。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08年至2013年这5年间，全国检察机关监督纠正刑罚变更执行不当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68776人。换言之，每天都有超过30人被违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如此巨量的数字，其背后，则是大量隐藏于高墙内的司法腐败。

　　相对而言，高墙内部，与外界相对隔离，整体环境相对封闭，监管人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比如之前的广东省江门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林崇一案。林崇本人于2009年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林崇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贿赂看守所相关人员，制作了高血压等虚假鉴定材料，最后竟得以监外执行。直至2010年12月才被依法收监，执行刑罚。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其照见的，正是高墙内部的司法腐败。或是暗箱操作，获得减刑机会；或是内外勾结，捏造虚假鉴定材料。

　　牛栏关猫，则滋生前腐后继。要堵住高墙内部的腐败，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将制度细化。减刑假释的时间从何算起？间隔的时间有多少？减刑的幅度有多大？这些都必须严格规定。更加重要的是，有权必有责，有权受监督。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守住这条生命线，就要杜绝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并自觉公开减刑假释的相关信息，自觉接受人民、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减刑假释、暂予以监外执行，进行备案，并上网公开，无疑有利于挤干高墙内的水分，让司法腐败无影可逃。英国哲学家边沁曾提出“全景式监狱”概念，“犯人看不见监视者是否在塔楼里，因此犯人必须循规蹈矩——仿佛监视是永久性和总体性的”。事实上，最好的监视者，就是人民。“全景式”或许只存于理想，但透明，或许是我们该努力的方向。最高法的举措，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