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共安全的黑手伸向几乎没有防范能力的孩子，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该死！

　　当然，罪是否至死不能凭一句气话来论。在每家只有一个独生子女的今天，每每看到涉及孩子的负面新闻，我们的沉重和愤怒无以复加。

　　假如对孩子的残害发生在校园，性质则更为严重。

　　10月19日上午9时许，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晓蕾小学的厕所墙壁突然倒塌，压住5名孩子，造成一死四重伤。据该校工作人员透露，倒塌的厕所是新建的，盖成的时间并不长。(10月19日齐鲁网)

　　这所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尽管是民办的，但是它仍然是一座校园，是一所能够给孩子们带来相对安全的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突然就倒在血泊中，我们的社会管理机关及其管理者当然难辞其咎。

　　报道说，倒塌事故发生后，临沂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现在善后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又是一个“高度重视”！又是一个“立即启动”！这种陈词滥调放在一死四重伤的学生伤亡事故之后，格外让人感到刺眼刺耳。

　　为什么非要等到发生流血事故后，领导和相关部门才能“高度重视”？为什么学校建筑摔成豆腐渣后，安检工作才会“立即启动”？相关部门早干什么去了？

　　这样的讽刺剧不仅在民办校有，在公办学校也不绝于耳；不仅涉及建筑安全，也涉及食品安全。

　　10月13日早晨8时左右，有家长送孩子去贵州省遵义市东风小学上学时，看见有人送菜到学校，一个家长好奇地打开送来的菜包，结果发现给孩子们“小饭桌”用的菜全是烂菜。

　　家长们不依不饶了。这些孩子在家里都是一个个小皇帝，怎么能在学校吃这样鸡鸭都不吃的东西呢！(当然，即便是农家的孩子，安全卫生的权利也和城里的“小皇帝”一样)。想到孩子每月还要交148元生活费，家长们的愤怒情绪一下被点燃，遂聚集到校门口要求校方给个说法。

　　最终，此事引起了学校所在地政府领导的“震惊”和高度重视。学校所在的红花岗区书记、区长赶赴学校操场，宣布对校长就地免职；教育局承诺，调查组将在最快的时间内把问题调查清楚，对相关责任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惩，并向社会公布。同时，全区“小饭桌”将清查整治。

　　事情被揭穿了，闹大了，领导们“震惊”了，继而“重视”“查处”“整治”，似乎成了一条现成的套路。如果那天不是来了个多事的家长，这个“烂菜门”还要遮盖到几时？

　　学校事故善后处理，如果不能摆脱这种“临时抱佛脚”的习惯，我们的孩子安全问题，就很难完全告别危机。一项调查显示，一些民办、农郊的学校，工程质量自己建自己管，招标流于形式，设计偷工减料。上级主管部门例行公事走走过场，监管根本不到位；拿学校食堂来说，许多学校社会化承包，导致食品安全监管形同虚设。遵义市东风小学烂菜事件暴露后，家长组成代表组和教育官员一起，随即到食堂检查，结果轻易就发现大量霉变的、过期的、劣质的甚至未经检疫的食品原料。试想，如果有关部门真的起到监管职能，塌墙、烂菜事件还会发生吗？

　　这让我们再次想到对学校工作的社会监督问题。

　　2007年，南京63所试点学校全面设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主要由校方代表、教师代表、家长和社区代表、学生代表等组成，主要职能是“咨询建议”，协调学校、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审议决定有关学生管理和发展的重大事项。由于委员中有比例较高的社会代表，构成了一定的外部监督，因此成效还是不小的，被称为学校管理的重要“一翼”。在学校的工程建设、食品卫生管理方面，这个“一翼”曾有过一定的“照应”。

　　按照南京市的设计，这种校务委员会不同于传统的家长委员会，不仅仅是资源的提供者，还必须纳入学校管理体制框架内。愿望的确不坏，但由于体制方面的固有障碍，它也只能作为“校长负责制的补充和完善”，一句话，还是校长大人说了算。如何真正发挥社会监督的制度效应，南京的教育尝试还仅仅迈了一小步。

　　能不能让校务委员会超越“咨询建议”的顾问角色，告别“资源库”的庸俗作用，补上中小学教育管理体制的缺位，推进学校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呢？能不能让一个人的校长在一群人的校务委员会中做“配角”呢？校务委员会能不能拥有对不称职校长的罢免权力呢？我们不妨大胆提出这些构想。

　　如果想都不敢想，想都不许想，我们把孩子交给他们，又怎么能放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