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市矿征办征收的税费每年逾4亿元，占耒阳全市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被称为耒阳市“第二财政局”，被称为“史上最肥科级单位”。一个拥有770人的科级事业单位，110人涉案，其中55人被立案调查，从征收办主任到下属收费站站长纷纷落网，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

    这样的新闻令人吃惊。一个科级事业单位，从一把手到领导班子成员，从领导班子到中层干部，再到一般干部，这桩贪腐窝案在同一个单位涉及人员之多、面积之广，世所罕见。以权谋私的贪婪魅影林立，几成群魔乱舞，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监管的形同虚设以及公共监督的式微。

    如果我们审视的目光再深入一些，便不难发现，如是“集体贪腐”的产生，绝非是权力监管失控的负面效应那么简单，在“110人涉案、官员跳水落马”的表象背后，是触目惊心、发人深省的权力生态丛林化。

    这是一种畸形的、利益均沾的、携手共抗制度和监管的小团体权力生态。在这条一层接一层、一级压一级、一环扣一环的贪腐链条上，一把手高居其上遥控操作，将手中的权力当成敛财谋私的最佳道具和保护伞，而其领导班子成员们为之摇旗呐喊充当不同角色的“执行者”，以至于中下层官员纷纷起而迎合“伸手”，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以各种形式巧立名目疯狂敛财，贪腐链条直接辐射向单位权力体系的末端……

    在“集体贪腐”的生态里，法律制度的权威丧失殆尽。笔者一向认为，权力个体对于制度的漠视在于贪婪，而群体权力对于制度的漠视则关键在于生态的异化和公平规则的逾越不存。要让普通医生不收红包，必须保证医疗精英少走穴，要让普通干部廉洁奉公，必须保证领导干部大公无私——否则，群体心态就会因此而失衡，在他贪我为什么不能贪、他伸手我为什么不能伸手的情绪宣泄下，道德和规则就有可能产生集体沦丧。这起“集体贪腐”案件，无疑就是力证。

    与个人贪腐相比，“集体贪腐”显然更具有警示意义。这起严重的公权群体性滥用案件，不仅让我们见识了权力失去监管和监督而狂欢的可怕后果，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集体贪腐”利益共同体催生的权力生态丛林化图景，以及由此所辐射出的对于社会生态的渗透效应。权力的滥用可以依法惩治，落马贪官再多也不足惧，但因“集体贪腐”所滋生的群体生态畸化，却何时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呢？这是一个沉甸甸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