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 上周，国家统计局发布了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各方关注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6.5%，创下了自2008年7月份以来37个月的新高。尽管通胀预期在大多数人的意料之中，但这一涨幅还是让人大“跌眼镜”，CPI“拐点”再次落空，通胀高压似乎挥之不去，美国债务违约风波和信用评级下调更是引发了新一轮输入型通胀预期隐忧。近日，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下一阶段，央行将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究竟怎么看目前的物价高位运行，宏观政策如何应对？且看专家建言。
通胀之治：必须依赖真实的经济增长
CPI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靠价格管制，也不能纯粹指望货币政策，必须依赖于真实的经济增长
7月CPI同比上涨6.5%，创下37个月新高，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CPI已达拐点，8月份之后将趋稳并回落，也有很多人预测本月内央行将再次加息，年内政策依然紧缩。笔者认为，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首先应回归其根源：到底是什么引起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供需失衡还是货币供应过多
是什么引起了通货膨胀？对此一般有两种看法。一是需求供给理论，即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这种解释有一定说服力。这轮CPI增长，食品价格是主要推手，其价格上涨占4.38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56.7%，为CPI贡献约1.46个百分点，这种供求失衡无疑直接推高了CPI。但我们应深究的是，为何猪肉价格如此坚挺？我们再回望2008年，当时用行政手段调控猪肉价格，导致2009年9月到2010年6月，生猪价格连续9个月下滑，养殖户严重亏损，大量养殖户缩减养殖规模，导致今年上半年的生猪出栏率下降，进而导致了现在猪肉价格上涨。再退一步看，当时为何调控猪肉？答案是对不断抬高的CPI的担忧。这又回到了问题的本身，到底是什么推涨了CPI？是猪肉吗？如果一定说是猪肉，那可爱的猪们真是比窦娥还冤。这就让我们自然地转向了另外一种解释，即货币数量论，此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问题，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货币供应过多。我们对2009年货币超发依然记忆犹新，由于货币政策具有滞后性，目前物价上涨与货币超发的因果关系是清晰的。同时，3.2万亿的巨量外储，在国内也转成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些货币如同定时炸弹置于市场当中，而当目前房地产受调控、股市预期不佳、其他投资途径受阻时，大量货币必然转向商品市场，通胀的爆发成为一种必然。
货币供应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否则必然导致通货问题
因此，之前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及多次加息，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政策工具是否真的有效？CPI数据一直居高不下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证明，货币政策对控制物价上涨的作用是有限的。尽管央行年内已三次加息，一年期存款利率达3.5%，却仍未能改变负利率格局。实际上，这个政策并不彻底，将来也无法做到彻底，原因是加息在回收流动性的同时还将加大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加剧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局面，导致终端产品价格上涨，助长通胀态势，同时还会导致热钱涌入以赚取利差，此亦可能进一步推动通胀发展，加息政策未免投鼠忌器。应该看到，天量货币的回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短期内加息是必须的。长期存在的负利率，无异于向大众征收隐形的通胀税。政策取向上，可以采取不对称加息的方式，适当提高存款利率，改变负利率状况，让民众手中的真金白银免受贬值之害，同时不提高贷款利率甚至使贷款利率向中小企业倾斜，无疑可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这样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可促进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物价上涨问题的关键是生活成本提高的问题，可以考虑适当减税，减轻民众支出负担，同时完善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让民众虽有物价之虑，却没有后顾之忧。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货币供应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超越这个基础的货币供应必然导致通货问题。同时，要治理通胀，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未来经济增长依然靠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技术进步而不是货币政策
第一，慎用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语境下，用行政手段来管控物价，其效果可想而知。约谈涨价企业，对食品价格进行控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顺了民意，但其最终结果必将让人失望，甚至是得不偿失，后患无穷。猪肉价格即是一例。行政手段不是好的办法，往往还会带来价格的报复性反弹及其后的骤起骤落，损害市场的长期稳定。让行政的归行政，让市场的归市场，这可能不是速效之举，却是科学之道。
第二，走出货币幻觉。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换取产出增长，其最终结果将转化为通货膨胀。从历史实践看，经济增长的基础在于资源及技术进步。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依然在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技术进步而不是货币政策(后者只能带来通货膨胀之类的“遗产”)，在于市场需求本身而不是政府的固定投资，后者实际上是向市场注入货币，而货币带来的，往往只是一种“美妙幻觉”。因此，货币政策应慎用，即使必须采用货币政策，也必须高度重视其效果的惯性及传导性，在实施伊始即对其后果进行估算并实时监控。
第三，加强通胀预期管理。毋庸讳言，目前的CPI在客观上造成了“越调越高”的心理预期。实际上，物价的持续上涨，会导致通胀压力逐渐传递到劳动力、土地等生产成本上来，使物价上涨惯性加大，政府部门管理预期的压力也在进一步增加。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引导社会和市场的物价预期朝向稳定，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
CPI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靠价格管制，也不能纯粹指望货币政策，必须依赖于真实的经济增长。笔者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CPI依然会在高位运行，要使其回调至合理水平，需要协调的货币政策、科学的财税制度、不断拓宽的融资渠道以及日渐完善的社会保障，多管齐下，多头共进，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市场购买力，使经济真正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和周期。
作者单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理性应对价格持续上涨背后的信号
7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6.5%，创37个月以来的新高，这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态势的持续。这一轮物价持续上涨背后的微观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与转型，我们需要理性分析。
国际资金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国内的机制已经形成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物价持续上涨背后的微观基础变化表现在：一是商品金融化态势。近年来，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商品具备了金融属性，出现了“商品金融化”趋势。商品金融化的产生导致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模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基于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模式影响减弱，货币力量或金融力量决定价格的模式正在彰显其威力。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国，商品金融化意味着金融市场与制造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资金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传导到国内引起物价上涨，这一机制已经形成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国际热钱等外生力量主导我国价格走势的格局已经形成
二是货币超常规被动增长。物价上涨，无非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2011年6月底，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高达78.08万亿元，若转化为美元，早已高居全球第一位；2005年7月底，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27.70万亿元，自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来，6年间货币量增加超过50万亿元。这快速增长的货币量，很大一部分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因外汇储备快速增加而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量中的一大部分源于国际热钱流入。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人民币升值→逐利预期→热钱流入→外汇储备增加→被动投放货币→通货膨胀→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市场实际利率上升→被动加息→热钱流入→人民币被动升值→更多热钱流入→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讲，国际热钱等外生力量主导我国价格走势的格局已经形成，而且短期内不会改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循环导致了“货币泛滥下的钱荒”：一方面，泛滥的货币流动性引致资产泡沫，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因为融资困难而举步维艰；一方面，银行资金大动脉被中国人民银行牢牢掐着，另一方面民间资金都在进行“炒钱”，放高利贷，进行体外循环。
流通挤压生产和消费
三是流通成本偏高。食品价格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流通成本过高。从农民的田头到居民的餐桌，中间经过若干流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因成本上升而提价，其中运输成本上升不可忽视，除了能源、燃料、动力等成本上升外，路桥费、罚款等亦居高不下。而这些都由消费者最终承担。农产品生产者并未因物价上升而获利增加，生产积极性不增反降。生产、流通、消费，本应是良性互动的，现在却出现了“流通挤压生产，流通挤压消费”的局面。甚至可以说，“路费推动物价上升”。
农产品生产方式发生转变
四是农产品生产方式发生转变。这一轮食品价格上涨，猪肉领涨，其他农产品价格也全面上涨，而且农产品价格季节性的周期波动逐渐被持续上涨态势取代，这意味着农产品的供给方式发生了变化。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城后不愿返乡(其实也是无力返乡)，我国以传统农户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逐步瓦解，而新的规模化、标准化的农场生产方式尚未形成。旧的已去，新的没来，这必然导致农产品供给出现波动。
宏观调控应对之策
可以说，价格是一面镜子，是经济运行中各种变化和冲击信号的一种综合反映。本轮物价持续上涨，表明决策当局频繁出台的调控政策(如国家发改委人士称，为了控制物价国家已发了170多个文件)远未达到满意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轮物价持续上涨背后的微观基础正在逐步变化，政策作用的对象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认清转变的趋势与本质，理性应对。
一要厘清认识，长短期政策要相互配套。短期调控政策，主要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波动，择机而行，但政策出台不应仅仅是“散户”行为，而应考虑长期与短期协调配合，考虑政策的全面性与系统性。
二要进行结构性减税。由于企业无法掌控外部经济形势，政府需要与企业联手，共同应对。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超过5万亿元，增速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与物价上涨速度之和。目前具备一定的减税条件和能力，可以进行结构性减税；同时，要做到税费分流归位，使企业的税费负担有所减少。政府可以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广覆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福利成本。
三要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目前我国要防止货币供给量过快增长，但法定存款准备金与央行票据政策易伤实体经济，即宏观紧缩政策通过贷款紧缩迅速影响整个经济。对此，需要实行差别化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与差别化信贷政策，支持产业转型和实体经济发展壮大。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营造贯彻稳健货币政策的良好氛围
目前，我国通胀和粗放型增长问题比经济减速问题更加突出，如果不提高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承受力，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会半途而废，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继续积累
□郭 楚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贯彻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笔者认为，为了确保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必须营造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良好氛围，才能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走出“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误区
从历次金融危机中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以泡制泡”的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拯救经济，反而延长了经济萧条的时间，最终只会阻碍经济复兴。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其结果都显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拯救经济，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复兴。
欧美债务危机蔓延也与宽松货币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失去货币政策这个最重要的调控经济运行工具，欧元区的各成员国就把财政政策运用到极致，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滥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大规模地刺激经济，以至于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的规模不断膨胀，最后演变成了震荡全球的主权债务危机，并且成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不稳定也最不明朗因素。
因此，当前我国必须走出这种“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误区。
重视解决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因此，走出这种“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误区必须改变用浅层次手段(大规模发行货币)去解决深层次矛盾(产能过剩、结构扭曲、创新能力不足等)的弊端。
始于2008年底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作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政策，避免了我国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我国经济因此而高增9.1%，为世界经济贡献了一半的增长。但由于其非常规的举措，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在结构调整和转型等方面的计划被推迟，另一方面，“4万亿”本身推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推高了物价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例如，“4万亿”的实施使得地方债务暴增，远远超过了风险控制预警线。另外，超常规发行货币也增加了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难度。2000年底，我国广义货币发行量只有13.25万亿，至2011年5月，广义货币总量已达到了76万亿。如何化解这76万亿巨额货币存量已成为今后几年我国货币政策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
坚持回归整体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9年、2010年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高速增长事实上为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如果不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胀压力就不可能消除，粗放型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可能改变。其实，2011年我国16%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目标，相对于4%的通胀和8%的经济增速目标来说仍然还是宽松的。经济增速放缓是政府为了抑制通胀趋势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而实施的宏观调控的必然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质量明显提高就是一个明证。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和粗放型增长模式比经济减速问题更加突出。应继续贯彻整体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认真清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要在兼顾经济增长的平衡中，完成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笔者认为，如果不提高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承受力，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会半途而废，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继续积累。因此，要推动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方向有序转变，必须继续执行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排除经济放缓的短期干扰，着力解决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和关键问题，同时，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切实提高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