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的“治庸”风暴仍在持续。最新的消息是，武汉市江汉区财政局要求各个科室的目标责任人都要签署承诺书，其中规定科室内有上班炒股、玩游戏等违规使用电脑者，除当事人作书面检讨外，还将扣减科室年度目标考核总分，扣除科室人员一个月的年度绩效目标奖。

　　这一制度被媒体解读为“连坐治庸”，各方褒贬不一。赞成者视之为猛药重拳、治庸良方，反对者认为其有碍法治公平，可能适得其反。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任何一种制度，往往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审视，一是设计上是否科学合理，二是执行中是否切实有效。当然，这两者紧密关联，设计影响效果，效果检验设计。

　　从制度设计上看，“连坐治庸”，在改进工作作风方面，不再是以往人们耳熟能详的加强教育、强化监督管理等大而化之的老办法，它引入了利益捆绑机制，一人违规全科室利益受损，真实触碰到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希冀通过制度生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来强化各个科室的“责任共同体”。这一严厉的自罚制度，与商鞅变法时“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精神上颇有相通处。“连坐治庸”，意图通过利益捆绑和倒逼打破“庸、懒、散”的一潭“死水”，重建内部监督，激发全部门的工作状态和责任意识，这样的制度创新，迈出了“动真格”的步伐，体现了“治庸”的决心和勇气。这也正是人们对其给予厚望的原因所在。

　　但另一方面，“连坐”之下，也派生出两个问题，对其执行效果埋下了隐患。一是公平问题，不少论者纷纷指出，“连坐”式的“一起挨板子”，会导致“好人吃亏，庸者逍遥”，勤勉工作的老实人无端受罚，无所事事的“庸者”反而有人“陪罚”，模糊的责任追究，在无形中打击了大家的积极性，也对制度的公信力造成损伤。二是约束力问题。以往的许多事实证明，普遍利益压力之下，可能会带来一时的人人自危、人人自警，但时间一长，往往会“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发生扭曲和变形。“连坐治庸”所依靠的内部监督，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软”的环境下，其实很难真正施展。“连坐治庸”所依赖的“利益捆绑”，也很可能转化为利益“互助”，你不挑我刺，我不找你茬，大家都没事，齐齐把奖拿。集体负责，反而会成为“集体不负责”。

　　实行利益捆绑的“连坐治庸”，犹如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带来“治庸”的震慑力和执行力；用得不好，则可能走向“养庸”、“护庸”的反面。这一制度固然需要完善，但从根本上说，“连坐”不可能包治“庸病”。“治庸”，归根结底是“治权”和“治官”，需要通过法律制度规范权力运行，提升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敬业精神，真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

　　“连坐治庸”的治理思路，走的还是内部自我监督管理和责任落实的路子，既没有引入社会监督和公开透明机制，也没有启动更为釜底抽薪的公务员退出机制，虽则严厉，却“载不动许多愁”，其制度效力难以撬动整个“治庸”格局。这也恰恰启示人们，“治庸”是个系统工程，每一项制度、举措的出台，都应有一个从设计到执行、从效率到公平、从目的到手段、从单一到配套的通盘考虑，这样才能握指成拳，打到痛处，切实治好各类百姓反映强烈的“庸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