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烟与敬酒，几乎成了社交场上的中国文化符号，取代了从前物质短缺时期“你吃了吗”之类的寒暄套话。如今，这样的烟酒文化，因为伤及生理、心理健康，浸润了官场、商场上的不良风习，甚至发生一些恶性事件，威胁到公共安全，引发公众与决策层的高度警觉。

　　自5月1日起醉驾入刑之后，虽有顶风作案者，但显然收敛了许多。在许多大中城市驾车“本本族”日渐普及之际，用法律来向醉驾严厉叫停，不但能终结久治难愈的酒后驾车，也是向无酒不欢的酒桌文化注入一针镇静剂。虽然醉驾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与酒相关的各种潜规则的终结，但至少取得了具有标志意义的阶段性胜利。

　　然而，同样是5月1日推出的“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效果却不如人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禁烟标牌之侧，烟民们依然怡然自得地喷云吐雾。尽管专家们一再呼吁，对个人难以掌控的两大致癌高危因素——“二手烟”和“空气污染”，应尽快立法并建立专门执法队伍，重罚“公共场所吸烟”，然而，中国的禁烟步伐依然迟缓得让人失望。我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可是，履约的5年内，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这一失约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很不相符。

　　限酒与禁烟的步履蹒跚，有文化、政治和经济的重重阻力。其中，烟酒文化习俗的阻力首当其冲，影视中要表现正面人物的深思熟虑，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往他手中塞一支烟；百姓婚丧嫁娶场面上也断然少不了烟与酒；送礼最体面最拿得出手且不太会有行贿受贿之嫌的，也非烟酒莫属。类似“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官场潜规则，就这样四处蔓延。烟酒产业的厚利以及对地方GDP的贡献，便在官场与民间积习中互相唱和，获得“双赢”。

　　现在，法律终于庄严出场了。

　　醉驾入刑，基于长期以来公众对酒驾的深恶痛绝与穷追猛打，也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局部胜果，这或将成为法律源于社会习俗，同时又约束社会习俗的极好范例。卫生部发布《条例》规定，从5月1日起全国将在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可是，由于缺少可操作的执法方案及执法人员，难免遭遇尴尬。

　　打蛇必打七寸。我们除了继续呼吁以法律来破解陋习之外，也寄望于行政力量与各级干部的表率作用。事实上，上述的三重阻力，都与各地行政管理执法方面的默许或者宽容息息相关。倘若有党政干部率先垂范，对相关企业不再有明里暗里的保护性政策，对违法者以及违法后寻求关系开脱者必查必究，积重难返的烟酒陋习，或能在这样的综合治理下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