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必备的阅读学习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务员申论备考非常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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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评论
1 让节庆多些文化味儿
金九银十，又到一年节庆季。仅仅半月之内，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接踵而至。三节同庆，寄托了植根于国人内心的“庆丰收、祈团圆、迎国庆，共筑家国梦”的共同情怀。
然而，消费主义流行之下，近年衍生出一种把节日庸俗化、物质化、消费化的风气，从“黄金周”“消费周”等名称就可见一斑。过度消费、透支消费、攀比消费，其结果是“剩宴”频频，营养过剩，物欲横流，精神不张。节日文化几乎变异为舌尖上的文化，而忽略了节日固有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
文化名家冯骥才曾忧心地指出：“如果年轻一代对传统节日不了解，没有记忆、没有感情，预示的是我们深厚的文化根基的消失，文化记忆与传承的中断。”
中秋节作为民族佳节能穿越千年，至今兴盛不衰，是因其以家庭为主体，以血亲团聚、家国团圆为期盼，传递出深深的家园之恋和浓浓的乡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每到月圆思共醉，不宜同醉不成欢”等广为吟唱的诗篇，以月起兴，借月言怀，月的团圆和诗的雅兴有效地承载了文化根基和家国意识。
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国人历来把共享天伦、家国团圆看得极其珍贵。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休戚与共，小家幸福与社会和谐稳定息息相关。
回顾过往，国人在中秋节的氛围中享受良辰美景，感念花好月圆、国泰民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小小月饼，“馅”内装满宁和圆满的美好寓意。放眼当下，各地少不了举办丰富多彩的拜月祈福等灯会庙会，结合地方特色推出文化性、趣味性、参与性强的节庆活动，祈福国泰民安、阖家团圆。
“中国农民丰收节”虽属首次设立，但其历史根基、民俗基石、现实基础深厚。在农耕时代，每逢中秋夜，国家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大典。依据月亮圆缺制定的中国农历巧妙地把季节转换与农事结合起来。可以说，在国家层面设立丰收节是对传统24节气文化和几千年农耕文明的致敬与传承。
我国许多民族都有庆丰收的传统节日，如藏族望果节、彝族火把节、畲族丰收节等。设立一个各民族共同参与的节日，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共享发展成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恰恰是从农村发端。设立丰收节，也有利于提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展现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展示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如果说丰收节是让农民在“庆丰收、晒丰收、话丰收、享丰收”中享受节日的快乐，那么国庆节则是举国欢庆、祝福祖国的庄重时刻。
今年我国连续成功举办博鳌亚洲论坛、青岛上合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多场主场外交活动。各地民众自觉把国家的大事、喜事当成自己的事，当好东道主，不辱国家形象。
国庆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革命先烈献花，已成惯例，传达的是与节日气氛契合的缅怀和祝愿。广大民众也通过国庆游园、共唱国歌、朗诵爱国经典作品等活动重温国史，增强爱家爱国的使命感，在红色文化的洗礼中共同燃烧激情，为国祈福。
以上三节，蕴含的文化内涵深厚。面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对节庆的渗透，我们应当清醒地发出呼唤：让节庆多一些文化内涵，让节日多一些文化回味!
呼唤节庆文化，并非一味排斥购物之乐和舌尖上的快感，健康的美食文化和适度的消费文化也是节庆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
三节齐临，国人将迎来新一轮购物、餐饮、旅游的消费高潮。对商家来说，每次假日经济都是重头戏，各大商超早已布置好了以佳节为主题的商品专区。节庆期间，也是商家打折优惠较为集中的时期，此时人们最有消费欲，购买量远超平时。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催生出新业态，人文精品游、田园采摘游、休闲康体游等不断满足并引领新的节日消费需求。
对于这些节日消费，只要把握适度、节制、健康、文明的原则，应当支持鼓励。只是需要提醒，节庆文化精神底蕴深厚，远非猛吃海喝狂购那样单向度和庸俗气。
传承发展节庆文化，就应以节为媒，释放情感、寻找归属，从而充分感受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节庆历史文化积淀；传承发展节庆文化，就应以山水、田园、家国为情感寄托，形成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和共筑家国梦的支撑；传承发展节庆文化，既要塑形，注重仪式感和场景感，又要铸魂，增强情感体验和情怀寄托。
节庆文化积淀着源远流长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适度物质消费的同时，注入和还原节庆精神文化基因，让传统节庆文化元素对接时代需求，才是对节庆文化真正的传承与发展，才是节庆文化的正确打开方式。
半月讲解
2 教育改革发展，定了什么方向？
在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度概括了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工作要求、作出战略部署，为加快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方向。
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考察并同师生们座谈，给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和老师们回信，主持中央重要会议通过一系列涉及教育改革发展的方案，对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坚持”。
在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九个坚持”进行了阐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这“九个坚持”，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我们党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作了明确回答：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在六个方面下功夫：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
深化教育改革，加快补齐短板
此次大会也对社会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释放了诸多红利。
如针对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随着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对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要坚决依法依纪予以严惩。
针对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针对教育薄弱环节，李克强总理指出，要着力补上短板，夯实义务教育这个根基，强化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控辍保学工作，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着力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针对基层教师负担过重问题，李克强总理强调，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主体作用，大幅减少各类检查、评估、评价，加强对办学方向、标准、质量的规范引导，为学校潜心治校办学创造良好环境。
半月调查
有利抢，无利躲：“油腻干部”蹭扶贫
导读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全国从上到下对贫困地区的项目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均大幅增长。然而，半月谈记者在基层发现，少数“油腻干部”热衷于蹭扶贫项目，奉行当面讲一套背后做一套的“油腻作风”，表面担当廉洁，暗地里却时刻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擅打擦边球，钻营一己私利。在对待扶贫项目上，存在“抢、躲、拖、拒”的行为，导致扶贫项目落地难，甚至被无限期搁置。
有利就抢，有害就拒
在北方地区的一个贫困村，村内有座年年修，却年年毁的“桥”。每年雨季，乡干部都要“钦点”同一个工程队修桥，与山洪打“拉锯战”：用装载机往河道里卸土。
因为没有涵洞，此举相当于在河道里拦腰筑坝。懂土建的村民给支招：土坝下顺水方向埋几个粗水泥管子，就可以泄洪防冲毁。但乡干部根本不予理睬。
一位村干部揭示了其中奥妙：只有经常动工才能经常有钱赚。去年修桥开支16万，今年修桥又花了6万，但几天后一场大雨就把这6万冲没了。“乡干部每年都是这种干法，把钱全糟蹋了。”村干部气愤地说，有利的事情他们不仅要抢着干，还要“连续抢着干”。
半月谈记者今年8月前往此地采访时了解到，这座桥7月份刚刚修好，但就在记者发稿前，村民又发来微信并拍照：桥又被大雨冲垮了！
与这种作风相关联的，是一旦项目对个人产生哪怕一丁点儿妨害，也会千方百计阻拦。半月谈记者曾采访一个饮水困难贫困村，扶贫工作队发挥组织优势，拟从省水利厅申请30万元用于打井，解决村民吃水难题。这本是好事一件，但当扶贫队长向乡镇政府报告后，一番好意竟遭谢绝。
“不用乡政府花钱，又能解决农村民生问题，何乐而不为?”扶贫工作队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位乡镇干部揭开了谜底：多年前，乡镇政府曾投入100万给村里打井，但始终没有见水，在群众的唏嘘声中宣告失败。“如果你们扶贫队花30万把水打出来了，乡政府的脸面往哪搁?”在个人名利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有的干部缺乏担当奉献的勇气，就算利民好事也照样拒之门外。
于己无利，非拖即躲
在中部地区一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邀请专业人士进村考察觅得一块凹地，只要稍加改造，就能实现泉水自流蓄水，可以借此进行产业扶贫。
鱼塘项目很快被提上扶贫日程，第一书记奔波1个多月争取到52万资金。村主任计划把工程承揽给熟人，但根据规定，需要乡镇政府、第一书记、扶贫队等多方共同组织公开竞标。如此一来，即便村主任“心仪”的工程队能中标，利润空间也很小。见无利可图，村主任便躲着不办事，鱼塘项目也因此被搁置。
乡镇政府督查时发现这笔资金还趴在账上，认定为闲置资金，遂予以收回。
“煮熟的鸭子飞了。”第一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得知资金被收回后，他的心里只剩下“愤怒、沮丧、失望、迷茫”。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另一个贫困村。该村约8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要硬化，以方便百姓健身锻炼，12万元工程款已经到位，但村两委干部认为修广场对百姓有利，自己却得不到什么好处，明面上表示要加快进度，实际却久拖不决，时隔1年仍不施工，引起群众不满。
“7次开会，7次食言；7次拔草，7次失败。”村民们告诉半月谈记者，村干部每次都在村民大会上说“这周拔草，下周硬化”。但是1年过去了，村民们前后拔了7次草，唯独不见硬化施工，健身器材锈迹斑斑被埋在1米多高的新草里。“群众着急，干部不急，能拖一天是一天。”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江爱指出，扶贫工作中存在的“有利则勤、无利则懒”现象，暴露出一些基层干部仍未树立公仆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要让权力能正确行使，需要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使之在其位谋其政，不敢缺位越位；需要建立农村群众参与乡村干部和扶贫干部选拔考核、评价与监督的长效机制。
评论：谨防“油腻作风”演变为微腐败
扶贫工作中的“油腻作风”是微腐败的前奏，这是一种隐性病和慢性病，如果不对其加以重视和整治，将挫伤广大“真扶贫、扶真贫”干部的积极性，影响脱贫攻坚战的顺利完成。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4.53万个，处理6.15万人。梳理这些案件可以发现有三个特点：
1 一是手法更加隐蔽。
贪污、截留、挪用等比较原始粗暴的贪腐方式呈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虚报冒领、套取等具有一定手续流程的侵占手法，“吃相”变得文雅。
2 二是本土干部成贪腐高发人群。
本土干部占被通报总人数的96%，包括乡镇干部、村两委干部等。而第一书记、扶贫队长等外来干部只占4%。
3 三是抱团贪腐现象增多。
随着“四议两公开”等民主决策程序在农村普及，利益均沾成为当前基层微腐败的新特征，村支书、村主任、会计、小组长、报账员等集体犯事，查处一人而扯出一串，窝案串案现象增多，有的村两委班子几乎全军覆没。
综观这些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涉案干部在早期忽视自身作风建设，严重混淆了公权与私利的界限，最终诱发微腐败，踩到了党纪国法的“高压线”，成为令人厌恶的“蝇贪”。
2018年是我国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作风建设攸关脱贫攻坚成败，少数基层干部的“油腻作风”反映出他们事业心和责任感严重缺失，成天打着投机取巧蒙混度日的小算盘，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给脱贫攻坚战提出了新挑战。
要谨防“抢、躲、拖、拒”的“油腻作风”演变为微腐败，损害民生福祉、贻误地方发展。基层干部在工作中要摆正个人权力观、利益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敢于与民争利之人，应坚决惩处，决不姑息。
半月世界
4 再读“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9月19日在江苏南京举行，活动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为主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活动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各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复杂，战争威胁始终挥之不去”，“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始终致力于传播和平理念、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着中国智慧，体现出时代担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最早出现在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报告中：“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一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阐述和充实。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决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了联合国的决议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确立的中国外交的方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共产党宣言》即明确地指出：人类未来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总部关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曾谈到：“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马克思在《资本论》和他的《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马克思将人类发展的最初形态概括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可称之为“部落共同体”“血缘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中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共同劳动，享受共同的劳动成果，具有共同的意识、共同的利益。
“现在在哪里?”马克思认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崛起会逐步扬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共同体”。
“将到哪里去?”马克思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第一次出现“真正的共同体”。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内外一致、基于现实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治国理政的思想一脉相承。
我国对内是“共同富裕”，对外是“合作共赢”。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仅有两条标语，其中一条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明确提出：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它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认真分析、冷静思考和清醒认识而得出的新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主席在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指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正是为了应对这些世界共同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中国提出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以情感激励人心，赢得共鸣
科学的理念不仅需要用理性征服人心，并且需要以情感激励人心，要使这种理念成为社会的推动力量，必须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共鸣。
习近平主席在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一种科学的理念只有反映出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时，才能形成具有吸引力的理念。习近平提出人类的共同价值，反映了世界人民的追求和希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霸权说“不”，对资本贪婪说“不”。该理念强调，“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
该理念还明确提出，不能“放任资本逐利”“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它提出：“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我们要将承诺变为行动，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理念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和大多数人的感情相吻合，能够调动人们的情绪，是中国走进新时代提出的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理念。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材料出政绩，“将来时”变“完成时”——基层汇报材料能拧出多少水分
标题要合辙押韵、对仗工整，最好再造几个新词来突出“亮点”；过去的工作现在拿来说，或者“将来时”变“完成时”，反正成绩不够，材料来凑；几段话就能说清楚的事却要写成长篇大论，搞出个“一二三四”……这些现象是否看上去有些眼熟？
工作汇报、领导讲话、调研报告等文字材料，是党政机关推动工作、了解实情、总结经验得失的有效载体，一份好的材料对工作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但是，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工作材料套路化严重，“长、空、旧、虚”等现象仍较普遍。
标题不押韵返工，一样的话要说出不同的花儿
西部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承办一场工作会议，县上多位领导都要出席讲话，管委会里几名负责起草讲话文稿的干部有点“犯难”。
“同一个会议主题，几位领导都是要表达督促工作落实的意思。但我们拟讲话稿时必须有所区分，同样的意思要用不同的话来表达，大量时间花在了绞尽脑汁遣词造句上。”其中一名干部坦言，自己长期负责材料起草，有时候一天就要出一份材料。重压之下，自己很难到基层实地调研，写材料时往往是从各部门要来基础材料进行二次加工，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
为了能向上级机关充分展示自身的工作成绩，一些基层单位在撰写材料时“添油加醋”，力求面面俱到。
北方一省会城市交管部门干部小方说，在撰写当地交通事故处理情况的材料时，上级仅要求上报违章量、事故量等几组数据，但单位领导认为这样写太过简单，要求加入领导如何重视、开了几次会、作了几次指示等内容。如此一来，原本1页纸就能说清楚的事，被扩充到了6页。“结果材料交上去之后，上级机关也仅仅提取了几组关键数字，费力写出来的东西并没有派上用场。”
不久前，一组干部坐在投影仪前逐字逐句“推材料”的漫画，引起不少基层干部的共鸣。在某直辖市工作的机关政工干部刘波（化名）说，撰写汇报材料时，他们会努力将一级标题、二级标题起成“对仗体”，就是为了材料能亮眼、好看。
在这个仅有35名干部的业务单位，就有8人专门负责撰写各类工作材料。曾经为标题中是用词“深钻”还是“深挖”，几个人讨论了半个多小时。有时标题不够合辙押韵，还会被领导要求返工，时常“5+2”、白加黑地写材料。
在个别地方，工作材料甚至“千文一面”。西部一厅级单位的中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有时针对一个问题，几个地市上报材料中的主要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内容都是“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制度建设”“加强资金配套”等等。上级机关最想了解的，各地因地制宜出台的具体措施却基本看不到，令人哭笑不得。
不良文风，“套路”几许？
基层干部坦承，工作材料不同于一般文章，要符合一定的体例和文法，重视材料写作并精益求精无可厚非。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材料“虚功”多、干货少，甚至衍生出不少套路，这就走偏了。
——追求“形式美”，“穿靴戴帽”“虚功”多。单位如何重视，开了几次会，出台了多少文件，制定了多少工作方案……一位在机关中撰写材料的干部如此吐露“心得”：这些内容是否写进材料，本应视情况而定，但实际上却必不可少，否则领导会担心上级“觉得我们工作不到位”。有时为了出新、出彩，还要挖空心思提炼几个新概念、造几个新词，力求文字工整对仗，包装好看，“这样才好引起关注”。
黄河沿岸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副县长说，自己曾就一个扶贫项目进展到基层调研，但部门提交的汇报材料中加入了许多无关的内容，看似充实，涉及这个项目的却很少。“其实我已经亲眼看到项目进展，部门负责人在现场口头交流即可，但他们还是撰写了材料，有用信息也不多。”
——新瓶装旧酒，“将来时”变“完成时”。刘波说，有些工作刚刚开展不久，上面就催着让汇报进展，工作不够只好“材料来凑”：要么“新瓶装旧酒”，将过去开展的工作装到新的工作主题中；要么“将来时”变“完成时”，把工作计划当作成绩来汇报。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就曾遇到这样的案例。一个县级部门提供的扶贫工作材料中，谈到县中学与某高校附中正在开展结对帮扶，选派了一批教师到这一高校附中进修培训。仅从材料上看，这项工作似乎已卓有成效。但当记者“按图索骥”来到材料中所提到的县中学，想要采访接受培训的教师，才被告知“双方只是达成了初步协议，实质性工作还没有开展”。
——化简为繁长篇大论、面面俱到淹没主题。一位受访干部坦承，现在各级下发的文件大多比较扎实、言简意赅，但在撰写汇报材料时，有些领导还存在“求长不求短、求全不求缺”的思维定式。本来几段话就能说清楚的事，非要写成数页的长篇大论，有时反而让材料主题不突出，让阅读者在字里行间努力寻找有效信息。
“其实我想看到的，是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说清楚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有什么经验得失，有哪些不足。和具体工作无关的内容我基本都会跳过不看。”前述西部一厅级单位中层干部直言。
以扎实作风推进优良文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改进会风、文风的政策措施。采访中不少干部也表示，和过去相比，近年来基层文风已经有了明显改进。西安市一位处级干部说，最近他参加了陕西省里的一场会议，与会者的发言言简意赅，文字交流材料内容扎实、文风朴实，没有太多形容词和对仗句，全是“干货”，令他印象深刻。
受访干部和专家认为，文风背后是作风。“长、空、旧”“套路化”的工作材料，折射出一些地方和干部的思维和作风需要改进。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董新宇说，对政府部门而言，重视工作材料并无不可，撰写并形成材料的过程，也是总结思考的过程。但是，材料应该是客观全面的，以帮助我们总结成绩和经验、正视问题和不足。如果不重实效实干重包装，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绩”，那么就是给材料披上了形式主义的外衣。
少数领导干部工作不扎实，深入一线调研少，习惯于听汇报、看材料推进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材料中的虚功歪风。“作为上级部门，不能够深入基层、不看实绩看材料，把材料作为衡量和考核下级工作的依据，就会导致下级把精力花费在包装材料上。此外，上级部门一些不实事求是、甚至急功近利的要求，也会导致下级为了应付检查而专注于材料。”董新宇说。
也有干部表示，在中央大力要求改进会风、文风的当下，基层少数干部仍习惯于“材料出政绩”的惯性思维，是自身思想落伍、没有跟上中央要求的结果。基层需要能写出务实、扎实材料的“笔杆子”，更需要能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泥腿子”。
好的工作材料来源于实践。一份经过认真调研，经验总结到位、问题分析透彻、对策建议可行的好材料，可以很好地推进工作。陕西省社科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郭兴全建议，要挤掉材料中的“水分”，就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让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用过硬的工作作风创造出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认可的实绩，作为工作材料的生动素材，以扎实的作风改进文风。
6 村部标准要不要“一刀切”？
今年暑假笔者在中部某县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每个村都在新建或改建村部大楼，县委组织部要求全县各村都要对原来的村部进行整改，建成标准化的党群服务中心，作为新时期党建的阵地。
新建立的党群服务中心要求五个功能合一，包括便民服务室、党员活动中心、群众娱乐健身场所、便民超市以及村卫生室。
各村根据人数的多少，建筑面积稍有不同，平均建筑面积为50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1200元的造价计算，500平方米就要花60万元，再加上10万元的办公设备配套，每个新建的村部至少需要花费70万元左右。其中，如果是新建村部，政府补贴30万元；如果是改建，政府补贴15万元。其余的经费需要村里自己想办法。政府还要求村里在3～5年之内化解这部分债务，且要制定如何化解债务的计划。
每个村具体是新建还是改建，不是村里说了算，县里制定了统一的标准，没有达到改建要求的，都必须要新建。笔者调研的一个村，总共只有500多人，长期在村的只有200多人，现在的村部是1座两层楼的民房，上面有3间办公室，下面有1间办事大厅，1间储藏室。村里只有3个村干部，这个面积已经足够使用。该村之前准备在原来村部的基础上稍微改建一下就行，以减少村级负债，但乡镇不同意，认为没有达到改建的要求，因此最后也只能异地新建。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形成新的村级债务怎么偿还？中西部农村村集体经济本来就很薄弱，不少村庄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勉强度日，一些村庄在农业税时期的村级债务还没有消化，现在新建村部大楼，又要给村里带来一笔债务，村干部有怨言，但又无可奈何。一些村庄有在外混得比较好的老板或能人，可以找他们捐赠一些，但大部分村庄没有大老板，只能靠村干部自己想办法。
二是建立标准化的党群服务中心是否有必要？当前中西部不少农村的基本现状是人财物大量外流，在村的人口不多，农民需要找村干部办的事情也不多。笔者调研所在的那个村，3个村干部每天都在村部上班，周末也轮流值班，但并非每天都有群众到村部办事，一个星期平均有两三个群众来。
那么，在这样的村庄，建一个规模大、标准化的村部大楼发挥什么功用呢？农民需要的不是漂亮宽敞的村部大楼，而是及时回应农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村干部。并且，中西部农村农民大多住得很分散，除了在村部附近的农民有机会享受村集体的公共设施，大部分农民没事不会去村部。
三是基层党建的阵地建设如何更科学？基层党建阵地建设不可缺少，但不宜搞“一刀切”，更不能搞花架子。党建的核心还是在人，在于如何激发党员的积极性，如何让党员真正发挥其代表性和先进性。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80后”家长驾到，家校关系该咋处？
导读
从中英文绘本、蒙氏教育法，到各种才艺、课程的培训赶跑……随着“80后”家长规模与日俱增，这些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提到空前高度，他们更愿意参与到学校的教育活动中。由此，家长和老师的“较量”成为常态，也给家校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老师，每天的家庭作业家长不适合订正签字，这样反映不出孩子对哪些知识没有掌握。”最近一段时间，儿子刚上一年级的武汉市民刘女士成为班级群里的热门人物。
因为接连几次在班级群里被老师@，提醒刘女士要检查并给孩子每天的作业签字，还要在旁边督促和提醒孩子书写规范。让许多家长意外的是，刘女士直接在群里回复：“如果家长把老师的活儿都干了，还要学校和老师干什么?”这条信息就像一个休止符，一下子阻断了家长群中以往“老师一条信息发布，马上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家长回复”的热闹景象。
家校微信圈成了“小江湖”
“我们班的老师就是每天在微信群、QQ发布作业，然后要求家长检查，全部修改正确签字后上交，如果家长批得不仔细或者第二天作业有错，会在群里通报批评。”
刘女士无奈地告诉半月谈记者，自己在家长群里公开回复老师也是没办法的事。“家长全部改好，老师根本不清楚学生错在哪里，也不清楚孩子到底哪些学会了，哪些没学会。”
刘女士洋洋洒洒的一段牢骚瞬间就在朋友圈火了。她在家长群里的回复拧上了家长群中的讨论开关，却拧开了很多家长的情绪阀门。大家讨论的核心是：“如何能不再这样被老师拽着走”“如何能把对学校和老师的意见表达出来”。
无独有偶，南京一位妈妈在女儿上学后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开放日活动，她的帖子在微博和微信圈里疯传，文章中写道：
“这些年社会舆论不是一直在讨论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性吗？可是你去小学里听听课就能发现：下课会有人喊，都去喝水上厕所了，大家听令而出；上课都把小手交叉放在课桌上；回答问题都把手举得一样高；打开书包所有孩子的书皮都一模一样；所有的铅笔都是2H的，连笔尖都要一样的粗细；连书皮上的名字都要一种式样写在同一方位……如此的整齐划一，6年后，我的女儿怎么可能不像流水线上的产品？！”
长期以来，家长和老师就是两个各自独立但同时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共同对孩子产生影响，最应该形成合力，但事实上，由于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所站角度、持有的教育价值观、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常常造成他们之间的错位、误解，甚至矛盾。于是，家长和老师之间，常常会发生或明或暗的较量。
再加上近年来，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提到了空前的高度，“80后”的新生代家长又被各种教育理论武装到了牙齿，家长和老师更加势均力敌，这种较量便成了常态。
新生代家长不一样了
“书本上理想的教育规划、意识是一码事，但落到孩子身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江苏宜兴外国语学校老师沈杰说，“80后”家长都愿意让孩子全面发展，强调独立性，但有的家长因为过于强调孩子独立性，学习的事放任不管，也让教师头疼。自己班上就有一位家长，什么事情都让孩子独立完成，可孩子还小，缺乏自觉性，结果就是经常不完成作业。
沈杰说，自己有几次批评学生，这个孩子会突然说：“我妈妈说这样不对！”这弄得自己也有点尴尬。“我只能反复与家长沟通，说明培养孩子独立不是坏事，但基本的学习习惯还是需要家长配合帮助孩子养成。”
采访中，一些基层教师表示，日常教学过程中，老师对孩子说一个“不”字，个别家长的反应比孩子更强烈。在文体活动中，如发现自己的孩子未能登台，有的家长就要求班主任给个说法。这些现象虽属个案，但的确给学校日常教学增添了额外工作。
“我们这代家长对子女教育有着更强的规划意识，对学校、老师的认识也不一样。”济南“80后”家长朱莉华坦言，对新生代家长而言，学校已不再笼罩着权威光环，而是与家庭形成了平等的关系。
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方辉认为，“80后”作为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经历了国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阶段。在求学过程中，又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扩招，整体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明显提升，对孩子的教育也更加关注。
“可以说，现在是新生代家长养育着新世纪的宝宝。”方辉认为，当前年轻家长懂得不少教育理念，更愿意参与到教育活动中。但在微观层面，许多家长缺乏相应的方法指导，容易忽视孩子个体差异来追求同质化的教育成果。
家校携手，方能助力孩子成长
“越是那些认真负责的老师越容易跟家长发生冲突。”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说，过去，家长习惯把教育的责任托付给老师，现在的“80后”家长却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而且他们希望参与进来，期待学校和老师按照自己的想法教学。于是，家校纠纷频频发生，带来许多误会和矛盾。
如何适应这一变化？或许家长和学校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学校正在逐步打破围墙，强化与家长的沟通协作，携手助力孩子成长。
“学校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用作家委会的办公场所。”济南舜耕小学的家长委员会会长温涛介绍说，联合会在全校形成了班级、年级、学校三级网络，每个班级都至少有4名家长参与其中。学校还开展“家长进课堂”活动，邀请不同职业的家长为孩子们上一堂课，让不少家长对教师岗位有了新认识。
教育专家表示，教育就像一项工程，老师和家长分别就是甲乙工程队，最理想的状况是，他们在实验室环境下顺利合作完成了工程。但现实不是实验室，老师和家长有时会忘了合作而盲目比拼，有时他们会用力过猛忘了界限，有时还可能因为狂风暴雨等突发事件让整个任务停滞……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影响着他们的合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家长与教师肩负着不同的责任，地位是平等的。这应该是建立正常家校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专家认为，从一线教育实践看，维护良好家校关系需要学校秉持更加开放的理念，身为家长的成年人也需要科学、持续地成长和学习。
时政·财经
8 传统零售巨头：基因变异有多难
作为传统家电零售业的巨无霸，苏宁电器在2009年开始向互联网转型时，许多人并不看好，有人甚至断言：“搞互联网要有基因，让苏宁搞互联网无异于基因变异，是根本不可能的!”
岁月不居，东兔西乌。转型9年后，苏宁再次以智慧零售行业龙头的形象频频亮相于各大媒体。
“苏宁的艰苦探索证明，一个传统企业的基因是可以改变的。”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只要你虚心好学并始终保持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你就可以再次跃上时代的潮头。”
大象戴上了脚镣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当一场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来袭之时，过去所有的成功，都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拖累。与某些第一代创业者喜欢固执己见、墨守成规不同，张近东较早地认识到互联网对传统零售业的冲击，并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推动了企业的内部改革。
作为一家传统的巨无霸型企业，苏宁要适应互联网时代，还必须面对外部市场环境的诸多挑战。比如，对于传统家电零售商与新兴电商评判标准的差异，就曾令张近东感到无奈且无力。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孙为民解释说，互联网企业可以不看盈利看用户，只要有了足够的用户就算成功，至于亏损不亏损并不重要。而苏宁作为传统的家电零售企业和上市公司，不盈利就无法再融资，如果连续3年亏损，更会被证监会摘牌。这成为苏宁与新兴电商竞争的一大短板和绕不过去的坎。
规则的不同，导致传统零售商在与电商进行近身肉搏——打价格战时，显得底气不足。与苏宁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利润不同，电商可以用融来的大把资金补贴消费者，借此争取更多的用户和流量。在新兴的电商面前，像苏宁这样的传统零售商就像被人锁住了琵琶骨，以前横行天下的各种招数瞬间尽废。
电商先是通过赔本赚吆喝，占领市场后再来个赢家通吃，这“一招鲜”令许多实力不济的传统零售商迅速土崩瓦解，纷纷破产。苏宁虽然凭借雄厚的家底，不至于短时间内倒闭，但在与电商竞争的初始阶段也是疲于应付，十分被动。
强化变革基因
从开始起家时的一个专注空调销售的小店，到后来的家电销售行业巨头，苏宁之所以能成为行业的领导者，背后伴随着大量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思维变革。尽管如此，当颠覆性的互联网浪潮袭来时，不少苏宁人还是陷入了茫然，不知下一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作为苏宁的掌舵人，张近东最初对互联网的了解也不多，但多年的商场历练让他敏锐地觉察到互联网带来的变革不同于以往，于是从2009年开始，苏宁迈出了艰难转型步伐。
在许多人的眼里，苏宁算不上纯粹的互联网公司，可它在互联网上的投入一点也不吝啬。苏宁的IT部门有5000多人，与不少知名互联网公司相差不多。为了更新商业思维，张近东甚至放出了“谁再要说搞批发，就开掉谁”的狠话。
2010年，苏宁易购正式上线；次年，苏宁发布10年规划，明确“科技苏宁、智慧服务”的战略目标——时至今日苏宁仍高举“智慧零售”的大旗稳步行进在这套规划中。2013年，苏宁推行零售新规，线上线下同价，强势打破“网上买便宜”的消费者思维定势。
在互联网神话论与悲观论的两种论调交替中，张近东保持了相当的清醒和定力。他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互联网+”不是一项专利技术，而是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可以成为每个企业的标配。传统企业向互联网转型归根到底是一次技术升级，这不会改变企业经营的本质，要避免陷入速胜论和速亡论。
短暂的迷茫、坚持不懈的探索，对于苏宁人来说，犹如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其跨度之大，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从三叠纪穿越到侏罗纪。如今，作为全国最早提出智慧零售理念的企业，苏宁不仅单纯运用互联网技术，还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商品、物流、支付等零售要素的数字化，采购、销售、服务等零售运营的智能化，并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体验为用户提供商品和服务。
对苏宁而言，向互联网转型，不仅是打造出在全国领先的电商平台，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培养、强化苏宁的变革基因。竞争是永恒的，不断变换的是对手和手段，而有了勇于改革、应时而变的变革基因，就等于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苏宁易购2017年年报显示，去年公司实现商品销售2433亿元，同比增长近30%；实现营业收入1879亿元，同比增长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亿元，同比增长498%，这是苏宁开启互联网转型以来业绩最好的一年。
锻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的商海搏击，使苏宁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一家企业还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就很难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
那么，苏宁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孙为民认为，其一就在于苏宁是全国最强的重资产型互联网企业。具体说来就是，与众多轻资产型互联网企业主要业务在线上不同，苏宁是从实体店发展而来，有着遍布全国的实体销售网络和经验；与此同时，与众多线下的实体店不同，苏宁在线上也有着深入的布局和影响。当线下线上相互融合的新零售风口来临时，集二者优势于一身的苏宁明显更加自信，游刃有余。
目前，在发展便利店上处于全国领跑位置的苏宁小店就是这个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作为苏宁智慧零售末端的羽翼，苏宁小店凭借苏宁的核心竞争力，拥有了成本和运营两个优势。
孙为民说，对于重资产的苏宁而言，如果资产只是自用，那就会成为前进中的包袱，如果扩大链接，推广到全社会，那就会变成财富。得益于多年积累下的众多资产，苏宁比其他互联网公司更容易把触角延伸到产业链的许多重要环节，目前业务已遍及易购、物流、金融、科技、置业、文创、体育、投资八大板块。
在众多电商中，良好的口碑是苏宁的又一个核心竞争力，而这个竞争力的获得源于苏宁特有的商业模式——高达70%的自营率，这使得苏宁更容易实现对各个供应链的管控，从而保证销售产品的质量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目前，苏宁是全国唯一一家自营B2C持续赢利的互联网公司。
科技·文化
9 《光》因何闪亮？中国科技期刊的“逆袭密码”
从创刊到成为领域内国际一流，一份科技期刊要走多久?最近，有份来自中国大陆的期刊刷新了答案：不到3年。这个一鸣惊人的故事背后，可以解析出中国科技期刊怎样的“逆袭密码”?半月谈记者走访了这份堪称神奇的期刊：《光：科学与应用》（以下简称《光》）。
“院士也被退过稿”
2009年的长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办公楼内笼罩着一股求变的气氛。时任所长宣明决定，所里拿出100万元，办一份全英文科技期刊。
“长春光机所是我国最早开展光学研究的科研院所，是我国光学设备研发的主力军和先锋队，有这样的积累，英文期刊我们不仅要办，还要办出顶尖水平。”筹办之初，长春光机所原所长、时任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就明确了期刊定位。
要办国际顶尖期刊，就要有具备国际一流眼光的执行主编。几经物色，编辑部选定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崔天宏。崔天宏有丰富的英文期刊编委经历，还曾在长春光机所读过研究生，对国内外科研环境和期刊编辑事宜都十分了解。受聘当晚，他就列出一连串待办清单，为编辑部安排了细致的“作业”。
2012年3月29日，《光》正式创刊。没成想编辑部不久就遇到一个下马威——稿源告急。期刊定位颇高，随便投来的文章不可能录用；期刊面孔又太新，学界中坚的关键成果，会放心投来吗?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编辑团队一面开始大范围约稿，给业内每位专家发邮件、打电话，为了只有10%的成功率竭尽全力；一面请熟悉的科研人员帮忙组稿。
“稿荒时，我们也没有降低过对稿件的要求。”《光》常务副总编白雨虹说，编辑部曾因一位院士的稿件没有达到要求而退稿，如此严格把关反而令业内专家另眼相看。“这位院士后来反馈说，他起初不了解《光》对稿件的要求，随后又提供了一篇质量更高的稿件给我们。”
2013年10月，创刊仅一年的《光》被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SCI收录。2015年以来，《光》在国际光学期刊排名上始终位居三甲，最新影响因子高达13.625。
《光》为何如此耀眼？
《光》创办后之所以能短期内一鸣惊人，跻身业内一流期刊，其中奥秘几何?
首先，建立专业化、国际化的编委团队，确保高质量稿源。《光》编辑部聘请了来自美国、德国等14个国家的64位世界知名光学专家作为期刊编委，国际编委比例达70%以上。这些专家都是自身所在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令《光》的约稿可以保持开阔的国际视野。
其次，与国际高水平出版商合作办刊，让期刊的影响力更好地“走出去”。《光》尚在襁褓之时，编辑部就意识到，只有与国际顶级学术出版集团合作，借重其渠道优势，同时自身拥有完全版权，才能让《光》尽快在国际期刊舞台崭露头角。2011年6月，尚在筹备中的《光》就与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成为该集团与中国科技界合作出版的第一本光学领域完全开放获取学术期刊。
再次，通过举办和参加国际会议，提升期刊知名度。编辑部着意以期刊为纽带，吸引和凝聚一批科学家，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走访高校和科研机构，壮大作者队伍；另一方面努力尝试“请进来”——自2011年起，编辑部每年都组织召开光学学术大会，获邀世界各地光学专家多达数百人，期刊收获了一批批质量精良的稿件。
如何让更多《光》发亮？
对长春光机所现任所长贾平来说，《光》不仅仅是一份期刊，更是一个有潜力的国际交流平台。与海外联办实验室、引进人才创建仪器公司、发起多项国际合作……“《光》已经成为长春光机所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贾平颇为自豪。
但环顾中国大陆科研界，并不是所有的科技期刊都具有《光》这样的影响力。截至2016年，我国科技期刊总量已达5000种，但被SCI收录的不到200种。本土优秀论文面临着需要“交钱发出去”再“付费买进来”的局面。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起步较晚，还有一些棘手问题制约着科技期刊的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专业人才紧缺。白雨虹说，科技期刊急需既懂出版行业又有科研经历的高水平人才，但这类人才很难招到。高水平人才缺乏激励保障机制，难以形成职业向心力。
所幸，情况正在好转。自2013年起，中国科协等六部门联合组织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支持项目分为四类，最高可给予每年200万元资金支持。中国科协等还发起了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项目，着力打造精品科技期刊。更多的《光》能否涌现，值得期待。
生态·健康
10 把生态环境从崩溃边缘救回来
大树砍完砍小树，小树砍完割树苗，树苗割完挖树蔸……过去的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村寨周围的山是光秃秃的，人们甚至会为了争抢一丛灌木而争吵。
山上的树木越砍越少，土地越种越薄。生态环境的每况愈下让恭城人民痛下决心，从立法治理、建设替代能源、发展生态产业等方面“立体呵护”，成功让面临崩溃的自然环境“凤凰涅槃”：森林覆盖率由1983年的47%提高到目前的83.23%，相继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20多项荣誉。
精准立法从源头“堵”
“当时村庄周边山上的树几乎都被砍光了，山泉开始断流，不少地方出现了山体塌方。”恭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义军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恶劣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开始组织各村各寨封山育林。
经过休养生息，大山开始逐渐变绿，但全县放养的3万多只山羊却让植被面临威胁。根据估算，每年约30万亩封山育林的成果因养羊而付诸东流。
陈义军说，当时形势异常严峻，如不从法律上进行控制，生态环境将会越来越差。经过调研，县人大在2001年审议通过了《恭城瑶族自治县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禁止放养山羊的规定》。
立法保护生态的效果逐渐显现出来，荒山重新披上了绿装。为巩固这一成果，恭城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保护林地坡地植被的通告》《关于在全县范围内禁伐阔叶林的通告》《恭城瑶族自治县关于在全县范围内禁止开垦林地坡地的规定》。
恭城县林业局局长刘继余介绍，恭城立法保护生态环境以来，林业局已立森林刑事案件215起，处理违法犯罪人员304人。法律的力量让保护生态环境深入人心，更让个别打林木主意的不法分子有了敬畏之心，恭城脆弱的生态环境终于能“喘一口气”。
大兴沼气从侧面“疏”
“以前家家户户都会在夏天去山上砍伐灌木丛，攒够上百捆木柴用来过冬，导致我们村大部分的山都变成了‘光山’。”恭城县嘉会镇秧家村村民何志文说。
显然，如果不解决群众生火做饭的燃料问题，立法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经过探索，恭城开始大力发展农村沼气。恭城县农村能源办公室副主任曾华介绍，恭城县累计建设沼气池6.78万座，入户率达89.6%，并以沼气为纽带，形成“养殖＋沼气＋种植”的循环发展模式。
半月谈记者在栗木镇五福村沙田屯看到，养猪场为旁边的沼气池提供了原料，沼气池产生的沼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周边农户家中。养猪场负责人朱复德说，沼气池能够接收养猪场的废料，解决了猪场的排污问题。村民叶卓珍说，家里一日三餐都用沼气，费用不到液化气的一半。
“有了沼气池，山上的灌木再没有人去砍了。每年秋天灌木长得太高太密挡住道路的时候，村委会还要组织人力去清理。”有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
恭城县县长黄枝君表示，大力发展沼气的影响深远。沼气池的普及让村民告别了旱厕，改善了人居环境，也解决了农村能源问题，让生态环境得到休养生息。
发展产业从后面“帮”
“沼气池产生的废渣可以作为果树的有机肥，为水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恭城西岭镇镇长向纯光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村民开始利用沼气池排出的沼渣、沼液作为生态肥试种月柿，推行月柿无公害标准化种植并开发出脆柿、柿饼等系列产品，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试种成功后，恭城开始大力发展月柿、柑橘、沙田柚、桃李等水果种植，如今水果种植面积已达48万多亩，年产量100多万吨，农民人均水果产量、人均水果收入居广西首位。
桂林市人社局驻嘉会镇泗安村第一书记周俊旭说，泗安村大力发展生态水果产业，不仅环境越来越好，一些贫困村民也通过加入水果种植合作社，有了稳定的收入。目前，党委政府正引导更多村民加入到产业发展体系中来，确保贫困户脱贫、脱贫户不返贫。
处处青山绿水，村村果树成林，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以种植月柿闻名的红岩村已成为3A级景区，社山村获得“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黄竹岗等一批村屯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企业（园区）”。村民们吃上了生态旅游饭，更加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走进恭城的村村寨寨，只见干净平整的水泥路穿村而过，清澈的河水缓缓流过村旁，绿树葱茏掩映着红瓦白墙。“这些场景以前人们也憧憬过，现在群众富裕了，逐渐摆脱了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生态环境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的梦想正在慢慢变成现实。”黄枝君说。
民生·社会
11 “互联网+扶贫” 助力贫困户走出“信息洼地”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是全国14个扶贫片区“滇西边境片区”的主战场。针对大理州贫困地区点多面广，未脱贫群众大多分散居住在地理位置偏远的山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聚焦“移动信息化脱贫攻坚”，采取“修好路、通好车、装好货”的方式，拓宽大理贫困群众增收渠道，助力大理贫困群众逐步走出“信息洼地”。
修好路：建通达贫困村的“信息高速路”
从大理剑川县城前往剑川马登镇新华村，蜿蜒60余公里的山路，开车需要80分钟。从新华村委会所在地前往新华村后山村民小组，还要继续走20来公里的山路，开车需要30分钟。
新华村党总支书记李奇相苦笑着说：“前些年，从村委会进到后山村民小组，手机信号就没了，手机就只能当手表用。”
层层叠叠的山峦阻碍了山里人与外界的交流，逶迤蛇行的山路成了后山村民小组的群众与外界联系的纽带。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仅需要通达村组的硬化路，也需要通达村组的u2018信息高速路u2019。”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剑川分公司总经理邹旭晖介绍，2017年6月，投资40余万元的一座移动4G基站拔地而起，后山村民小组终于有了和外界联系的“信息高速路”。
“除了通4G，新华村也通了光纤宽带。”邹旭晖说，新华村是建档立卡贫困村，考虑到村民的经济状况，使用中国移动手机号码，一个月消费38元就可以免费用50M的移动光纤宽带。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大理分公司总经理刘玉龙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介绍，按照“贫困村、易地扶贫移民安置点在哪，中国移动4G和光宽带就通到哪”的目标，大理移动目前累计建设移动4G基站近7000个，实现大理州所有行政村和易地扶贫移民安置点4G网络100%覆盖，自然村4G覆盖率达到95%以上。
同时，大理州实现所有行政村和易地扶贫移民安置点光宽带全覆盖，建设光宽带端口数46万个。覆盖大理州贫困群众的“信息高速路网”初步形成。
通好车：困难群众用上“致富手机”
“信息高速路通了，没有能和它配合起来的设备，老百姓还是不能顺畅地上网。”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马奎认为，既要抓好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加快终端的推广和应用，提升高速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2017年底，中国移动云南公司与大理州签订了《脱贫攻坚移动信息化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大理州脱贫摘帽的具体目标，全力推进“互联网+脱贫攻坚”工作。目前，移动公司已将10万部“致富手机”交付大理州政府，再送给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刘玉龙介绍，“致富手机”是专门为贫困户定制的手机，为贫困户提供涉农信息、便民服务、农特产品电商销售平台等产供销一条龙信息服务。
巍山县南诏镇东外社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姚兴涛使用了“致富手机”后说：“u2018致富手机u2019上网速度快，信号强，还可以在手机上查询各种农产品价格信息，对我们种植、养殖帮助很大。”
“为了让贫困群众把u2018致富手机u2019充分地利用起来，我们也相应地出台了惠农资费。”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大理分公司市场部辛龙飞介绍，贫困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套餐，最低的包月费8元，包含100M上网流量；最高的48元，无限流量。
为了让贫困地区老百姓足不出村就可享受便捷的移动通信服务，目前移动公司在大理州累计建设服务网点1930余个，农村村级服务站880余家，覆盖所有乡镇、行政村和大多数自然村。
装好货：电商平台让优质农产品飞出大山
云南是生态资源大省，立体气候特点显著，广大农村地区拥有生产优质绿色食品的天然禀赋。但过去由于条件限制，“种出了好东西，却卖不出好价钱”，这让邹旭晖替贫困户心疼。
“依托于云南省逾3800万移动客户，我们开发了本地电商平台u2018彩云优品u2019，在大理、昭通、保山、楚雄等州市试行贫困户特产特卖。”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彩云优品”APP注册用户达248万，销售金额近千万元。
剑川县马登镇新民村村民罗德文是“彩云优品”电商平台的受益者。2016年，年过半百的罗德文第一次听说自己种的苹果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
“原来40多亩苹果，收下来都要自己拉到市场上去卖。路上折腾不说，苹果还卖不起价钱。”罗德文高兴地说，做梦也没想到，用了“彩云优品”，卖苹果的年收入从2015年约20万元增加到2017年约40万元，今年的收入还要增加。
据统计，“彩云优品”电商平台上线至今，已引进大理州12个市县数百个高原特色农产品上架销售。目前，大理州上架的农产品已成功销往全国29个省、区、市，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元。
“酒香也怕巷子深啊！”马奎感叹，“彩云优品”电商平台让优质农产品真正走出了大山，拓展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为产业脱贫搭建了信息化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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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云南公司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围绕云南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跨越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三项重点工作；大理分公司直接在党委办公室挂牌成立了脱贫攻坚移动信息化推进办公室，绘制作战图，统筹推进，主动发挥信息化的本地中坚作用。
2017年底，大理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还印发了《大理州脱贫攻坚移动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依托中国移动大理分公司实施20项行动计划，优先在贫困地区实施“移动互联网+党建、政务、教育、医卫、文化、农林、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精准社会扶贫、行业应用”等项目，实施《新时代136移动惠民乡村振兴信息化工程》，让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助力贫困地区实现信息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