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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谈》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必备的阅读学习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务员申论备考非常好的资料。

　　下面是网页阅读版：

 

　　2017年半月谈（第2期）（精选）

　　半月评论：驰而不息纠正“四风”

　　（本期半月评论对申论备考价值不大，此处只提供标题，正文未予选入）

　　大国策：给政治局讲课的学者系列专访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朱勇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并关注政策法律与国情的适应性问题。近日，半月谈记者来到中国政法大学，采访了朱勇教授。

　　法律与政策要符合中国实际与中国国情

　　“法律与政策，只有符合中国实际，适应中国国情，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才能全面实现法律与政策的制定宗旨。”年过六旬，却依然精神矍铄、嗓音洪亮的朱勇教授告诉半月谈记者。

　　朱勇说，我国绝大部分法律与政策，符合中国实际，适应中国国情，但也存在少数有待改进的政策措施。比如我们的一些部门，通过征地补偿、拆迁补偿、房屋限购、住房贷款限制等方式，解决基本建设、房价调控等问题。上述措施，其出发点合法合理，符合程序。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误伤家庭伦理、婚姻亲情的可能，实际上也催生了一些离婚现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包含对于家庭和谐、亲情友善的要求。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特别提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朱勇说，由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是中华传统美德，也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

　　“在经济建设、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要防止权利意识强化、义务意识弱化的现象，防止由此可能导致的道德滑坡现象。”朱勇说，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制定执行要特别注意与国情相一致，与主流价值观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律与政策的制定宗旨，才能实现良法善治。

　　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千年实践根基

　　“几千年中华古文明，除了少数几个历史阶段，绝大多数时期，国家与社会保持统一、稳定的大格局。形成这一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效的治国理念和法律制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谈到中国古代法律，朱勇非常自豪，“中国古代在治国理政方面经历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并有着丰富的政治实践。‘道德法律，共治天下’，就是这一探索与实践的优秀成果。”

　　朱勇告诉半月谈记者，中华法系的最大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共治天下”。他说，秦国在统一六国过程中，重视法律，并运用法律推行改革，国家实力迅速提升。但秦始皇建立帝国后，“专任刑法”，实施严刑酷罚，结果二世而亡。汉初思想家贾谊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过秦论》，他总结秦亡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摒弃道德，“仁义不施”；第二，“攻守之势异”，打天下和坐天下应该用不同的政策，秦没能很好地转换。秦以后历朝统治者接受秦亡的教训，坚持“道德法律，共治天下”。

　　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统儒学，坚持道德与法律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方面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在世界文明史上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政治法律文明。

　　法律道德共同治理是现代社会所需

　　朱勇告诉半月谈记者，道德法律结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基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对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弘扬。

　　市场经济需要德治与法治结合。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多元文化的涌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及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一定冲击，法律和道德的有效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惩治腐败的内在需要。惩治腐败首先需要法治建设，同时也需要加强道德建设，解决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因此，法与德相结合是我们惩治腐败的一个内在需要。

　　建设“善良、和谐、非暴力”社会的需要。暴力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目前不是一个主要矛盾，但是有滋长的可能。比如说“路怒”，又比如一些个体行为中的暴戾倾向。另外，近年来随着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加，相对于熟人社会，未来将更多呈现陌生人社会。这些都需要我们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法德双治互促需领导干部带头

　　朱勇认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古代为官首先是德治，官员首先要做到“为政以德”。孔子讲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就是说官员可以像北极星一样，只要自身有德，“众星拱之”，民众就能支持你。在古代，政府的第一职责是富民，让老百姓在经济上得到实惠；第二是教民．用道德来教化老百姓。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是身子正了，不发号施令，也能够实现社会善治；身子不正，即便发号施令，老百姓也不会遵守。孟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对于德治与法治来说，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朱勇告诉半月谈记者，《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一部法典，一共502条．其中半数以上条款专门针对官员，其他很多条款则是官民通用。可以想见唐代的基本法典对官员适用的范围有多大。官员不仅仅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典范。

　　朱勇说．我们应该对官员提出更加严格的道德要求，比如政治道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

　　领导干部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也是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引领者和示范者。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道德氛围至关重要。

　　部委开出的2017民生清单

　　岁末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相关会议，国家各部委也相继召开工作会议，对2017年工作作出部署，环保、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都亮出了2017年的“施工图”，其中的民生新举措令人期待。

　　发展更绿色

　　2017年伊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重污染天气持续数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从6个方面强化冬季大气污染治理。

　　事实上，环境保护工作涉及多个部门，相关部委也都做出了新的部署。

　　在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提出，积极推进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和污染综合防治；制定绿色交通发展制度体系框架；推广交通运输重点节能低碳技术和产品；严格执行交通运输装备排放标准，推进汽车检测与维护制度建设，在京津冀地区开展试点示范。

　　国家能源局2017年将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重点做好煤炭去产能，全面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推进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则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突出公众获得感，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住行更惠民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对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作出具体部署。

　　会议指明了具体方向--要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分类调控，地方为主，金融、财税、土地、市场监管等多策并举，形成长远的制度安排，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住建部2017年将安排600万套棚改任务，确保完成棚改3年计划，做好公租房工作，推进公积金体制改革，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和住宅宜居综合改造。同时，加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新开工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全部完成36个重点城市的638个黑臭水体整治任务。

　　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明确了2017年交通运输工作的主要目标。会议提出，要深入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公交都市创建，构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机制，联合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治理目标和措施。促进网约车规范发展，推进汽车租赁健康发展。加快路网、治超、网约车、行政执法、信用体系、危险货物运输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全国运政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机会更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推动义务教育东中西部均衡发展，尤其要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增加中西部、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和边疆地区教育投入。继续提高重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学生比例。实施教育扶贫结对帮扶，实现每一所贫困地区学校都有对口支援学校。保障残疾少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平等受教育权利。

　　教育部发布的《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贫困地区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建档立卡等贫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全覆盖，保障各教育阶段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

　　就业是民生之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表示，2017年要继续把确保就业局势稳定作为全系统第一位的工作，全力以赴抓实抓好。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并稳慎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在人才工作方面，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全面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力争通过3年时间，基本完成工程、卫生、农业、会计、高校教师、科学研究等职称系列改革任务；通过5年努力，基本形成设置合理、评价科学、管理规范、运转协调、服务全面的职称制度。

　　保障更完善

　　新年伊始，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今年公立医院改革将在所有城市推开，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推进新旧运行机制平稳转换。

　　国务院《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2017年，我国将在85%以上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城市三级医院普通门诊就诊人次占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的比重明显降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达标率将超过9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将超过65%。

　　国务院医改办印发《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将达到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基本医疗服务涵盖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路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公平性显著提升。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改革完善体现人力资本和劳动价值、促进机会公平、鼓励创新的工资收入分配政策，努力缩小工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是深化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是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三是完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2017年百姓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

　　基层文化活起来，百姓精神富起来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调查

　　上篇：用文化点亮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丰富基层百姓的生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开展5年多来，参与城市近百个，已初步形成集群效应。半月谈记者在江西、江苏、河南、云南、重庆等地采访时看到，抓住群众需要，依托已有资源，调动各方力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项项群众文化活动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上演，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盘活资源，传统建筑变身“精神高地”

　　在江西省新干县桃溪乡板埠村村南的溪水上，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水阁凉亭，古色古香。放学后，村里的孩子结伴在这里看漫画；周末，在县城里读书的学生争相“霸占”这里的计算机；凉亭外广场上，舞蹈队每天都在跳舞……

　　“以前就过年时有村民去里面祈福，现在我们将这里改为文化服务中心，每天都有人来。”村主任杨国儿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江西，当地政府将一些农村闲置的老祠堂、老建筑进行改造，变成村民们的“精神高地”。

　　同为明代建筑的潭丘乡中洲村邹氏祠堂，被保护利用得更充分。在祠堂门口，半月谈记者看到“中洲村文化服务中心”“中洲村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洲村计划生育协会”“中洲村老年人协会”等11块牌子悬挂在外。

　　据潭丘乡副乡长闫飞介绍，这里原来是村民举办红白喜事和宗族议事的地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祠堂被赋予文化道德课堂、法治宣传讲堂、议事评理公堂等功用。

　　在盘活资源方面，一些地方还探索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推动由单一阵地服务向“阵地+流动+数字化”服务转变，服务方式从“单一供给”向“多元供给”“交互供给”转变，进一步满足了老百姓基本文化需求，受到老百姓欢迎。

　　依赖新技术，“互联网+”助力精准服务

　　近年来，“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模式在一些地方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打通“最后一公里”。

　　2016年3月26日，“文化上海云”作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省级区域全覆盖的“互联网+公共文化”平台正式上线。运行9个月来，平台活跃用户量达到近100万，每月访问量达1500万人次。上海市群众艺术馆2016年依托文化云平台采购3000场节目，吸引了近2000家社会机构报名参与比选，230万人次参与投票，真正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百姓点单”，使供需精准对接成为现实。

　　“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满天星啊……”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龙洞街道的社区文体中心里，一曲中气十足的《咱老百姓》给隆冬的社区增添了几分暖意。

　　秉承“你点单，我服务”的宗旨，焦作市于2015年5月开始在全市实施“百姓文化超市”惠民工程。随着工程的扩容，借助“互联网+”理念，一个服务更加全面、更加精准的“百姓文化超市”已逐步成型。

　　“我们采用‘超市化’供应、‘菜单式’服务、‘订单式’配送的方式为广大群众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武陟县文化局副局长马震霞说。从农业技能培训到电影点映再到戏曲表演，群众可以享受及参与的文化服务十分丰富。

　　“群众基本不需要为这些订单出一分钱。”马震霞说。荆辛庄村文化管理员荆纪征告诉半月谈记者，诸如请剧团为老人祝寿之类较特殊的个人订单，通过文化超市下单，群众能享受30%左右的优惠。“按照一场商演三四千的价位来算，通过我们下单，群众能省下一千元左右。”

　　社会参与，合作共赢谱新篇

　　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国家鼓励扶持社会力量承办公共文化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民共享”的良好局面。

　　在江苏省南京市,24小时公共书房“二楼南书房”自2014年开设以来就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也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生力军。

　　“我们有两个愿景：发掘南京民国建筑的文化价值，希望阅读能够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书房负责人陈烨介绍，书房的书单有着严格标准，知名书店的畅销榜图书、门户网站读书频道的推荐图书、豆瓣评分9分以上的图书等都是重要参考。

　　目前，这个纯公益性项目不仅没有式微，反而开枝散叶。2015年年底，“二楼南书房”与江宁区图书馆合作，在江宁打造了一个藏书2万册的精品阅读空间。“我们还将兴建三个阅读空间，并考虑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江宁区图书馆馆长陈英说。

　　深圳福田则积极发挥区宣传文体发展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和指挥棒效应，鼓励扶持社会力量承办公共文化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福田区还在全国首创区级“文化议事会”、创新街头艺人自治管理模式，探索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福田模式”。2016年，福田已累计扶持“深圳国际打击乐文化节”、“中国（深圳）国际嘻哈文化节”等项目331个，实际资助金额2.1亿元，撬动社会资金约l亿元。

　　激发群众积极性，自办文化如火如荼

　　激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发挥文化志愿者作用，是解决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不足问题的主要抓手。

　　每天晚上，杨小平和他的团员们都会到镇上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排练室彩排。近日，由杨小平组建的江西省新干县七琴镇农民剧团已经接到四单“生意”，有本镇的，也有邻镇的，包括私人祝寿邀请的。这个由农民组成的剧团演出形式涵盖采茶戏、歌舞、话剧、器乐表演等多个门类，尽管只是利用农闲季节、晚上和节假日时间排练，但在当地拥有不少“粉丝”。

　　“老乡们说我们自己编排的戏有乡土味，比县里剧团的演出都好看。”杨小平脸上满满都是自豪。从2014年5月组建到今天，七琴镇农民剧团已经从最初“一味掏私人腰包”发展到如今的收支基本平衡，演员人数也从4人发展到了20多人，甚至还有90后“新鲜血液”加盟。

　　2014年以来，江西分两批推动了22个县（市、区）开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试点工作，其中．新干县的文化志愿活动是一大亮点。

　　“如今，群众自办文化的热情被点燃．县里13个乡镇全部组建了业余剧团，成员达180多人。村级文艺队也如雨后春笋，西瓜节、农民音乐会等结合本地特色的文艺活动，让人眼前一亮。”新干县文广新局局长陈琳说。

　　“现在我们县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群众争着报名上节目，效果很好。”采访中一位基层干部说，“以前我们总是花大价钱请些明星来演一场就走，那样又能留下什么呢？”

　　持续发力，以文化扶贫助推文化小康

　　扶贫离不开文化，文化有助于扶贫，文化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2016年，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完成，贫困地区民族自治县、边境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启动，文化对发展的促进带动作用不断彰显。

　　重庆发挥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平台作用，联合各级图书馆，在寒暑假为留守儿童举办读书活动，并成立了舞蹈队、歌咏队等文化队伍，基本实现村村有健身文化活动；安徽省将示范点建设与农民文化乐园建设结合起来，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当地特色文化有机融合，打造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江西省寻乌县在村文化中心融合建设“农家书屋+电商”服务站，探索农民就业增收新途径。

　　几年前，新干县农民陈春生开始养鸭，他一有空就“泡”在镇文化站里上网“充电”，了解养殖技巧和最新市场走势。如今，陈春生的鸭子贴上“生态鸭”的标签专门供给大酒店，每只鸭子能卖以前6倍的钱。

　　为进一步加大文化扶贫力度、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不少地方持续精准发力，努力实现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中篇：部分供给端仍存短板

　　尽管不少地方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进行了改革探索，但一些地方同样面临诸多难题和问题，亟待从供给侧持续改革创新。

　　精品不足一些文化产品需加强价值观引导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基层优秀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仍较短缺，一些群众文化活动仍停留在简单娱乐层面。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公共文化服务管理科负责人袁玉明说，一些基层公共文化产品单一明显，花灯小戏广场舞居多，一些地方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唱唱跳跳。搞活动就是喊一喊、凑一凑，送文化下乡的内容存在雷同、低质的现象。

　　因为从事文化工作，袁玉明走过不少地方，他说，农村都会建文化活动广场，依托这个场所搞一些活动，但一些地方缺乏新型方式去介入服务，内容也较陈旧。比如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一些地方放的都是老片子。造成有时候放电影的人比看电影的人还多。

　　好的文化精品是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为一体，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价值观多元，更需要优秀文艺作品来引导人们的价值观。

　　专家表示，应把创新精神贯穿于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在探索中突破超越，在融合中出新出彩，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精品，使其更加符合时代进步潮流，更好地引领社会风尚；还需要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运用先进技术和现代生产方式改造文艺创作，丰富创作手段，不断增强艺术表现力和核心竞争力。

　　依靠采购部分走不了市场的文化产品“下乡”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更值得警惕的是，利益作祟导致一些难以走市场的和传播效果不佳的文化产品“下乡”。业内人士指出，仔细分析一些农家书屋的书籍，会发现不少都是当地出版企业的库存书。数字电影放映的影片中，一些也是无缘商业院线的小成本电影。专家表示，不是说小成本电影就一定不受欢迎，但下乡的电影中，存在一些粗制滥造的电影。

　　半月谈记者查看了江苏省某镇《“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电影放映场次表》，2016年从5月至9月该镇共放映36部电影。其中除了2013年上映的两部片子，其余的都是上不了院线播映的影片。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应该让“下乡”的影片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热点也是基层百姓所关注的。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说，要防止那些群众不爱看的影片、没有市场的影片依靠采购生存了下来。一些文化产品不能养成扶持依赖，而不重视实际传播效果。

　　江苏省镇江市文广新局文艺处处长薛玉龙认为，信息化时代，城乡二元结构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基层老百姓对于文化娱乐产品的需求与城市居民并没有太大区别，越是农村和城镇郊区，越渴望能够跟上城市的脚步。

　　配置错位少数“送文化”可能带来浪费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一些省份已经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需根据社会结构变化进行调整，避免形成资源配置错位和城乡差距的情况，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均等化赶不上社会结构变化”的情况。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广河县分公司总经理马小平介绍，2013年他们为农民工送温暖，选择在城市周边和城乡接合部放电影，没想到此举受到热烈欢迎，除了下雨，几乎天天都要放电影，一年放了200多场。“外出打工的人没什么娱乐，文化生活非常单调，需要特别关心。”

　　专家表示，部分地区的需求主体青壮年已转移到城市，有的举家搬迁到城郊居住，甚至整个村都转移出去。一些农民工大量聚集的社区、城乡接合部的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不足，成为“真空地带”，在这些地区，资源配置需要重新定位。文化资源配置错位，少数“送文化”就可能带来浪费。

　　专家认为，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防止地区和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也要防止人员流动带来新的不平衡。

　　缺人缺钱局部文化供给仍存掣肘

　　在一些地方，尽管硬件配备齐全，但由于人手不足、资金短缺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无法高效开展。

　　“我一外出办事，文化站就得锁起来，说是免费开放，但没人在，老百姓连门都进不了。”在重庆三峡库区一基层文化站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虽然该文化站是全国一级文化站，但实际开展工作却很困难。

　　该文化站站长告诉半月谈记者，文化站硬件设施完备，两百多平方米的文化站配有电脑、图书资料、健身器材、乐器和文体用品，对居民也是免费开放。但现在问题在于专人不专用，文化站最早有5个编制，如今真正上班的就自己一个人，其他同事不是借调到乡镇和县里，就是考入其他部门，平时自己还有驻村任务，一旦去驻村就是几天甚至一周，文化方面的本职工作反而顾不过来。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副局长俞祖彬说，现在一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不高，有客观因素制约：一方面，基本上一个社区就只有一个文化专干；另一方面，现在基层的文化队伍管理也存在不足，一些文化活动和场所存在“放任自流”的现象。

　　“文化站资金的保障问题也是一大难题，上面说要开展一些民俗文化展演和非遗传承，但吃饭赶车都要自己掏腰包，组织大家搞活动也有费用和开销。”三峡库区一基层文化站站长说。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2017年1月12日说，要围绕标准化、均等化把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短板补齐；公共文化设施既要建好还要用好，不能开张的时候热热闹闹、运营的时候冷冷清清，要唤醒“沉睡”状态的公共文化设施，切实提高服务效能。

　　下篇：公共文化大餐从让群众“点菜”开始

　　专家表示，群众文化生活“奔小康”，需要以质量和内容为基准，以更新和多元为目标。落实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从让群众“点菜”开始。

　　不使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只是挂在墙上

　　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将实现从可多可少、可急可缓的随机状态到标准化、均等化、专业化发展的跨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不使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只是挂在墙上，而是要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文化部部长雒树刚说，要抓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贯彻落实，督促各地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表示，“应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过去‘大水漫灌计划配送’的供给方式，针对不同农村地区特点和不同农民群体实际需求，实行精准、有效供给。”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是承担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责任主体，同时将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上升为法定原则，这对于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雒树刚表示。

　　“在贯彻实施执行过程中，要加强宣传引导，使公共文化服务理念深入人心，使各级地方政府能够明确自己应该担当的文化责任，进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表示。

　　雒树刚说，服务效能提高的关键在于公共文化服务思路的转变，要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主导，但不是政府包办，只有让群众“点菜”，群众才能给公共文化服务“点赞”。

　　政府购买服务，扶持文化人才

　　文化的竞争其实主要是文化人才的竞争．文化人才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灵魂和支撑。只有在文化人才队伍上形成优势，才能在文化生产、经营、管理和发展上具有竞争力。

　　专家建议，要发挥政府在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引导作用，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加强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力度。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我们对高质量文艺类人才的盘活还不够，社会也对这方面的人才缺乏了解。“高手在民间。”张颐武表示，“这方面我们首先要把握增量，利用好各路‘网红’和网络小说作家等等，他们是社会里新的文化力量。”

　　张颐武认为，如今“网红”中不乏优秀的文艺人才，他们往往在中青年群体当中有着比一些知名艺术家更高的知名度，其背后往往蕴藏着价值非常高的IP(知识产权)资源。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鉴于基层文体人才缺乏、又无编制的情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招聘一批热爱文化事业、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基层志愿者队伍势在必行。

　　据了解，文化部自2016年起开展了“阳光工程”--中西部农村文化志愿服务行动计划，每名志愿者能获得每年6000元的工作性补助。

　　“政策规定文化志愿者需具备高中以上学历，而农村地区留守人口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一些活跃在一线的文化志愿者被挡在门外。”江西省新干县文化馆馆长邹永红认为，该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增强村级公共文化的内生发展动力，但在门槛设定上可酌情放宽。

　　纳入政绩考核，倒逼官员重视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文化自觉尚未完全形成，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仍处在自发、无序状态。不少专家学者建议，应建立相应的机制体系，将文化发展指标纳入地方考核。

　　在一些地方领导眼里，只有经济发展、安全稳定高于天，而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却不是“必修课”。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地方文化工作往往跟随着“领导意志”走，有的地方“一把手”重视文化传承和发展，这方面工作就有力，有的主要领导心思不在此，可能就不会太投入。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魏靖宇说，在重庆三峡库区一些地方，因为上面没有硬性制度的要求，有的地方重视文化事业，有的不是很重视。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目前在一些地方已建立了相关考核评价机制。在江苏镇江市，当地全面强化工作督导与绩效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价，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进一步规范了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行为，确保各服务中心运行顺畅，文化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找准方向，明确改革着力点

　　针对目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情况，专家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杜绝低俗供给。既要警惕封建落后文化的“沉渣泛起”，又要防止自身成为西方文化糟粕的俘虏，建立警示名单和黑名单制度。为市场经营划出清晰的“红线”和“底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建立惩戒机制约束低俗供给。

　　二是减少低端供给。减少低端供给首先应当通过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等横纵联合，创新文化业态，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全产业链的大文化发展格局。

　　三是清理僵尸供给。一方面要通过横向和纵向整合，打造“文化航母”；另一方面要促进民营企业、小微文化企业发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蓄动能。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文化企业转型升级。

　　四是盘活僵化供给。可以通过梳理、分类对僵化供给进行盘活，充分运用创意和科技手段，实现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

　　“一个大山里土生土长的农村汉子，有着一颗对音乐梦想不懈追求的心”，这是河南“油条哥”王晓明微博个人简介中的第一句话。或许千千万万的基层群众就和他一样，对文化始终有着不懈的追求，始终渴望着更大、更好的平台去享受、参与文化生活。

　　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要让群众主动参与到文化创作中来，群众才是公共文化的根本。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过程或许漫长，而改革将如何围绕群众一步步展开，亦必将牵动着所有基层民众的心。

　　讨薪，说说农民工的烦心事

　　又到年底讨薪时！半月谈记者最近走访江西、广东、黑龙江等地建筑工地、劳务市场发现，部分农民工欠薪问题依然存在。对此，专家建议，应加强事前监管和督查，推动已有规章制度落到实处，加大事后惩处和问责，形成不敢欠薪的威慑，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新的欠薪风险源头和行业

　　2016年的岁末，半月谈记者来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一个建筑工地，见到了正在讨薪的彭天平。2015年12月，来自江西省景德镇市的彭天平等10余名农民工，通过总包工头，参与南昌一处工程的外墙钢架建没。2016年8月工程完工后，总包工头卷款“消失”，导致彭天平和其余5名工友的13万多元工资迟迟拿不到。

　　在与彭天平交谈期间，不少农民工都向半月谈记者反映自己被拖欠工资的情况。“做一个工程就可能被拖欠一次工资。”农民工潘伟华说，自己常常过着边做工边讨薪的日子，“明知道会被欠钱，可为了生存还是得干活”。

　　每到春节临近，农民工讨薪现象就会多发易发。在农民工输人大省广东，半月谈记者最近走访了佛山市一个建筑工地，来自湖南的农民工姜华说，“3个月前我和3个老乡来到工地上做水电安装，当时跟包工头口头约定,2016年11月工程结清时一起结算我们的工资，但现在还没领到工资”。

　　一直以来，建筑工程领域都是农民工欠薪高发区。但与此同时，一些欠薪非高发行业发生的欠薪现象也不容小觑。江西省劳动监察局工作人员介绍，最近煤炭、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住宿餐饮等行业拖欠工资问题增多，成为新的欠薪风险源头和行业。

　　-些地方农民工讨薪的难度不小

　　当前，一些地方农民工讨薪的难度不小。“实际上，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帮助农民工解决一些维权讨薪问题，但有些农民工不知道法律援助中心的存在，不懂得找我们帮助。”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赵学梅说，有些农民工不愿意走法律程序，因为需要找律师，搜集证据。即便最终认定农民工胜诉，还可能面临执行难的问题。他们更希望让监管部门介入固定证据，直接督促欠薪方尽快补发工资。

　　“只有当欠薪者拒绝执行劳动部门所做的责令改正决定时，我们才会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南昌市劳动监察局相关负责人说，案件移交至公安侦查后，还需经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等多个环节，这很可能要等上大半年。

　　走出“年年欠薪年年讨”的怪圈

　　一些专家介绍，建筑工程领域项目层层转包、分包致使工资层层拖欠，债权关系复杂。开发商、承包商、劳务分包、农民工形成了建筑行业密不可分的关系链条。中间任何一环出现问题，处于链条末端的农民工都可能受到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说，一些地方存在“没有工人的公司”和“没有雇主的工人”并存的现象。“没有工人的公司”是指，一些建筑公司除了核心技术人员外几乎没有一线工人。“没有雇主的工人”是指，包工头经常不是法人代表，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雇主，多是老乡、亲戚。

　　此外，对欠薪的相关惩处力度较小，没有对企业形成不敢欠薪的威慑。针对这些问题，专家建议，应强化事前监管，落实已有规章制度。在监管内容上，相关部门应对企业与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是否月度结算、是否存在违法转包等进行常态化监管，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扼杀在源头。在监管力量上，应加强基层监管队伍建设和技术配套，确保基层“有人监管、有钱监管”。

　　长期从事农民工讨薪维权工作的江西省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律师欧阳承惟建议，可通过拖欠工资时间、拖欠比例等来区分恶意欠薪行为，并对其进行严厉惩处。对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或单位，相关部门可以依法对其市场准人、招投标资格和新开工项目施工许可等进行限制，严重时取消相应资质。同时，严厉追究相关部门及主管人员的责任，倒逼相关部门认真履职。

　　江西永新：从绿色脱贫到绿色崛起

　　绿色发展、精准扶贫如何相互助力？地处罗霄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带的江西永新县交出了答卷。作为革命老区和生态大县的永新近年来大做绿色脱贫文章，走出一条政府倾力扶贫、产业绿色富民之路。

　　绿色脱贫，使出“洪荒之力”成效好

　　2014年至2015年，永新县脱贫攻坚呈现“一减一增”的良好态势：两年共减贫7796户33221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951元增加到7587元，增长53.2%。

　　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永新的决心使然。永新县委书记肖兵说，永新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做到各项工作围绕脱贫攻坚转、党员干部围绕贫困群众转、扶贫举措围绕产业发展转、工作机制围绕巩固成效转。

　　永新专门成立强攻精准扶贫领导小组，设立县、乡、村三级精准扶贫作战室，按照县领导结对3户、科级干部结对2户、一般干部结对1户的标准推进全覆盖。

　　当地同时建立的县、乡、村三级微信平台，1000余个微信群，124个各类工作群成为精准扶贫的调度室。龙门镇黄岗村党支部书记陈义香通过微信群“直播”新农村建设，让大家看到基层干部的辛苦、家乡面貌的变化，得到在外流动党员和村民的积极响应，并由此筹措新农村建设资金20多万元。

　　如何找到产业扶贫着力点？永新的思路非常清晰。肖兵说，绿色发展与精准扶贫不是跷跷板两端，并非此高彼低的关系，而是并重互容关系。永新找到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切实增强贫困群众的“造血”功能。

　　永新按照“高山植楠、缓坡栽柚、田间种菜、河滩育桑”的空间布局，以实施绿色品牌战略为抓手，主攻现代农业“四个千万工程”等富民产业，即千垅万亩绿色蔬菜工程、千丝万缕种桑养蚕富民工程、千秋万代珍稀楠木生态工程、千村万户井冈山蜜柚老乡工程。目前，“四个千万工程”已带动2.2万农户增收致富,4000多户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

　　绿色产业要致富，关键要靠党支部。永新县创新党建和基层治理模式，切实助力绿色发展。永新县扶贫办主任周文湖说，如今，村“两委”干部纷纷引领农民组建属于自己的专业合作社，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传统经营模式，走上“抱团作战”的新型经营模式。

　　针对绿色脱贫缺乏资金，永新县创新推行“财政惠农信贷通”担保贷款，由政府贴息，帮助贫困户解决发展产业资金短缺问题。目前，已发放产业贷款1.97亿元，惠及农户688户；同时，选择贫困村产业合作社开展贷款试点，为每户发放产业贷款1万元至5万元，共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598万元。

　　绿色产业，借力“互联网+”唱响富民曲

　　绿色产业发展了，农产品怎样卖出好价钱？永新县选择有特色农产品的贫困村，利用电商平台，创建“电商+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扩宽销路渠道。

　　三湾乡立足本地丰富物产，推行“农村e邮”电商脱贫工程。在线上，主要依托中国邮政邮乐网、邮掌柜、“寻味家乡”、淘宝等电商平台，上线销售特色农产品达30余种；在线下，主要依托目前已建成的1个县级运营中心，14个农村电商服务中心（站）、邮乐站点、农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中心为主的实体平台，全面构建农村电商平台服务体系。

　　象形乡黎江村的江西贝加尔河生态农业基地有100亩翠冠梨、300亩井冈蜜柚、100亩油茶及花卉苗木、1000多只贵妃土鸡等农副产品。基地创办人贺建平、危云云夫妇通过电商销售，每盒两个精装的优质蜜柚卖到30元，是传统销售价的3倍。销售旺季，贝加尔河基地月电商销售订单1.3万件，销售额42万元。

　　如今，永新的绿色产业凭借“互联网+”的东风，带动了“反租倒包”“反租带包”“股权分红”等形式。越来越多的农户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人股农业企业或合作社，获得租金、分红等收益，实现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利益共享，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双赢。贺建平说，他的基地聘请了12个长期工、35个临时工，大部分是贫困户，还让5户贫困户加入基地合作社，与17户贫困户签订了种养合作协议。

　　永新县分管农业的县委常委郭栌说，发展电商，让农产品和珍稀特产走上“高速公路”，山区农民可在田间种植、合作社加工包装、网上销售等多个环节寻求脱贫致富途径。目前，永新10万余农民已经品尝到这一富民产业的甜头。

　　产权明晰，早日让百姓吃上“定心丸”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近期，百姓最关心的住房土地使用权限有了新说法；明晰农村集体产权也有了值得推广的实践和经验；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从基层到中央不断推进。我们要用越来越完善的产权制度，让百姓早日吃上“定心丸”。

　　住房土地使用权：70年后你的房子归谁

　　对老百姓而言，住房土地证权限一栏的“70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2016年4月，温州等地少数住房土地使用权到期问题引发全国关注。对此，国土资源部与住建部协商之后，提出采用“两不一正常”的过渡方式解决问题：一、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二、不收取费用；三、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

　　专家认为，之所以是过渡性办法，一方面是温州这次出现的问题，牵扯面小，只涉及少量住房，属于改革初期先行先试造成的个别情况，有其特殊性；另一方面是相关法律安排尚未出台，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先按此办法操作，待相关法律安排出台后，再与之做好衔接。

　　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提出要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常鹏翱认为，《意见》既然研究的是续期的法律安排，并强调形成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那么就意味着，对于个人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政府会收回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明晰农村集体产权，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

　　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浙江不断探索，成为各地学习的对象。浙江从1993年开始探索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目前全省29497个村完成改革，占总数的99.4%，已基本构建权属清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2016年，浙江率先全面完成了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工作，全面完成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通过改革，村集体资产所有权量化到个人，建立了“确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体系。

　　为了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2017年，全国将扩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争取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股权量化和资产管理等方面取得经验。

　　不少专家建议，在保证土地所有权不变及科学合理规划的前提下，加快农村房地确权登记颁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城乡两大经济社会板块融合发展。其中，重庆市在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过程中探索出的“地票”制度及其所延伸的“四权”退出，值得借鉴。

　　保护知识产权，让创新者更有力

　　2017年1月9日．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正式揭牌并受理案件。该庭配备高素质和高比例的法官，可以跨区域受理四川省范围内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纠纷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天府新区科技创新企业负责人表示，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不仅可以保护成都的创新企业和创业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激发创业热情，还能带动更多劳动者积极投身创新创业活动。

　　当前，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措施让执法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市场监管水平明显提升。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1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强调，要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构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体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使创新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有力的保护，使知识产权更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织密防治校园欺凌的法治之网

　　近年来，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损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围绕如何防治校园欺凌，半月谈记者近日专访了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主任张志杰。

　　半月谈记者：对于禁而不绝的校园欺凌，如何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

　　张志杰：根据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的严重程度，可分为违规、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涉嫌犯罪的，可能适用的有多个具体罪名，如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是根据案件事实，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行为、情节和危害后果等方面，按照法定标准来认定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比如，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学生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学生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学生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多次对其他学生强拿硬要，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对于发生在在校未成年学生之间实施的严重欺凌、暴力行为涉嫌犯罪的，我们会依法处理．尤其是对于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会坚决依法惩处。

　　半月谈记者：2016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人，经审查批准逮捕1114人。这些案件有何特点？

　　张志杰：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违法与犯罪交织，情况较为复杂。从近期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情况来看，存在以下特点：一是涉案罪名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抢劫、聚众斗殴等几类，其中伤害类和侵财类案件所占比重较大。二是在涉案主体方面，性别上，校园暴力以男性为主，女性中学生涉及聚众暴力伤害犯罪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学生在涉罪未成年人中占比较高。三是作案手法上，作案动机的简单性和突发性明显，拉帮结派、恃强凌弱现象较为突出。以陕西西安临潼区检察院所办案件为例，因碰撞、口角、玩笑，甚至眼神、微小日常摩擦事件引起的纠纷占48.6%，经济、感情纠纷占37.5%。

　　半月谈记者：在办理未成年人欺凌和暴力案件时，检察机关如何贯彻落实宽严相济政策？

　　张志杰：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一味单纯地惩罚和打击，对未成年人的消极作用明显，并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因此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和刑事处罚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就一律从宽甚至不予追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不是司法纵容，也不是否定和排斥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必要时依法予以惩治也是一种教育手段。

　　具体讲．在办理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会根据犯罪原因、犯罪情节和后果等具体情况依法处理、区别对待。在对情节轻微，属于初犯偶犯，认罪悔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从轻处理的同时，对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对校外成年人教唆、胁迫、诱骗、利用在校中小学生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从重惩处，有效遏制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等案件发生。必须强调的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无论怎样处理，我们都会积极地对其进行帮助教育，既不会不教而轻，也不会不教而罚。

　　半月谈记者：我国刑法将14周岁以下定为无刑事责任年龄，对14周岁以下的涉罪未成年人的惩治措施，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检察机关在查办相关案件时如何处理该问题？

　　张志杰：这一问题确实是目前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对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会严格按照刑法第17条第4款的规定，会同公安机关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交由政府收容教养。如天津、上海、江西等地检察机关对此类未成年人建立了警示训诫制度，举办警示训诫仪式，开展警示教育；与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合，建立一人一组一方案开展帮教，并设置专人专档，对其帮教及表现情况归档，加强管理；约谈其监护人，下发《责令严加管教书》，责令加强监管；对监护人监护教养失职的，探索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对监护人无力监管又有必要的，及时建议监护人将涉案学生送工读学校接受矫治。有的地方检察机关还把此类未成年人安置在观护基地进行教育矫正。

　　坦诚地讲，我国对这一类未成年人干预矫正还存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特殊学校发挥作用有限、缺乏有效矫正手段等问题。国外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一是法律对这类未成年人设置了多种教育矫正措施，理论上也有称之为“保安处分”，如送入专门学校或者专门机构接受教育、矫正，从事社会服务，接受心理辅导等；二是规定了相应的司法程序，一般由法院审查决定。这既保证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又保护了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今后，检察机关将加强研究，与其他部门一起积极推动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一方面要对刑法第17条第4款的落实制定相应细则，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完善立法，健全完善对此类未成年人的矫治干预措施和相应司法程序，以有效解决问题。

　　半月谈记者：根据检察机关查办相关案件的实践，下一步如何建立防治校园欺凌的长效机制？

　　张志杰：我们认为，一要建立法治教育长效机制。中央要求，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加强对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学生的法治宣传，配齐配强法治副校长、辅导员，这些要求一定要落到实处。二要健全学校日常安全管理机制和加强校园及校园周边地区安保措施。三要推动发挥家庭监护的作用，建立亲职教育长效机制，帮助家长们更好地履行监护职责。针对涉罪学生家庭普遍存在的监护不力、教育不当或者关系紧张等问题，检察机关也将联合有关部门，积极探索采用约谈监护人、协助制定监护计划、组织家长学校、对家庭成员进行集体心理辅导等手段，帮助他们改善家庭环境，提高监护人的监护帮教能力。

　　300亿件快递背后：浪费与污染不容忽视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为313.5亿件，并连续6年每年增长超过50%。一方面，快递业高歌猛进；另一方面，里三层外三层的快递包装带来海量垃圾。快递包装如何“瘦身”和有效回收利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快递一年用的胶带可绕赤道425圈

　　外包装塑料袋、纸箱、填充物、商品自带包装……当一件快递送到手上时，网购者例行要拆开这些“厚重”的包装，一样儿都不会少。一位网店商家曾吐露心声，虽然这样的包装费钱、费力，但为了商品的运输安全，在包装上我们不敢怠慢，而且还得“宁多勿少”。尤其是当下生鲜、家具等种类的物品都已经进入了消费者的网络购物车，商家对这些易碎易坏物品更是加倍包装，有时包装物重量甚至远超商品本身。

　　2016年10月，国家邮政局发布的《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快递业共消耗快递运单约207亿枚、编织袋约31亿条、塑料袋约82.68亿个、封套约31.05亿个、包装箱约99.22亿个、胶带约169.85亿米、内部缓冲物约29.77亿个。该报告称我国快递包装年耗材用量十分惊人，仅包装使用的胶带总长，就可以绕地球赤道425圈。

　　然而，面对如此天量的快递包装物，目前除对快递运单的保管、存放与回收（销毁）有明确规定外，针对快递包装的其他部分均没有统一规定要求，任由企业或消费者自行处理。

　　“我每天在丰巢、‘E邮柜’旁边都能看到不少丢弃的塑料袋、胶带”，在杭州某小区的保洁吴大姐看来，这种自行处理就是随意丢弃。北京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员杜文琴也表示，宿舍楼垃圾箱都快被快递包装占领了。

　　快递“绿”起来困难不少

　　如何减少快递垃圾和污染？在众多业界人士看来，虽然快递行业业务总量提升是包装垃圾数量增加的直接原因，但绿色包装较高的成本，快递包装生产、使用缺乏标准，主体环保意识有待提升等问题都间接导致了快递包装垃圾的进一步“泛滥”。

　　绿色包装成本相对较高是一大掣肘，“我相信绿色、环保的材料，是每一家物流公司都希望去做的。但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成本。”菜鸟网络CEO童文红说，“我们做过分析，一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是8分钱．一只可降解的塑料袋价格是它的4至5倍。谁来为这些环保材料埋单？”

　　目前胶带、包装箱、编织袋等七大类包装物的回收与再利用情况并不理想。多家快递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并没有相应的回收计划。由此可见，快递公司主动回收包装的意愿并不强。

　　在终端，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也尚待提高。不过，即使消费者意识到快递垃圾应该回收利用，也表示“有力无处使”。杭州白领杨小姐说：“平时拆下的快递包装，基本都直接扔了。”另一位上海的吴小姐则表示，“除了快递纸箱可以卖废品外，其他怎么回收利用还真不清楚。”

　　问题的解决需要消费者、电商商家、包装企业等全产业链上各主体共同努力。

　　对消费者来说，只要网购的商品不是易碎、易潮、易腐蚀、易变形的物品，就不必追求“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效果。当消费者过分追求“包装严密”，商家或快递公司势必过度包装。同时，消费者将包装材料随手扔进垃圾桶，也是对环境的威胁，如果能做到分类回收处理，则能极大降低快递垃圾污染。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则需要在源头做好适度包装，并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容易分解或能重复使用的包装材料。据半月谈记者了解，有一家卖母婴产品的网店为获得买家“包装严密”的好评，每个月使用近万米的胶带包装。减少快递垃圾，是电商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

　　对于包装企业来说，必须要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如今一些外包装存在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毒害料”用于快递包装后再进入回收，只可能导致恶性循环。

　　行业探索任重道远

　　2016年8月，国家邮政局出台的《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实施方案》提出：要稳步推进快递业包装的依法生产、节约使用、充分回收、有效再利用。到2020年，基本淘汰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包装物料，基本建成社会化的快件包装物回收体系。这一方案的出台，对促进快递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可喜的是，多家快递公司已意识到快递垃圾的危害，并已开展行动。据了解，圆通快递目前正就包装回收、垃圾分类等知识普及加大宣传力度；顺丰快递在中转场地逐步以可重复使用的帆布袋代替编织袋，同时，该公司的纸箱、文件封、运单、贴纸均采用可100%降解的材质；全峰快递使用塑料中转箱替代编织袋来完成中转等任务，提高使用年限。

　　2016年6月，物流平台菜鸟网络宣布，联合32家中国及全球合作伙伴启动菜鸟绿色联盟，实施“绿动计划”，承诺到2020年替换50%的包装材料，填充物为100%可降解绿色包材。除了环保包装材料的替换计划，这一行动还承诺通过使用新能源车辆、可回收材料，重复使用包装，建立包材回收体系等举措。

　　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杨骏认为，快递绿色化势在必行，应让政府、商家、物流企业、物流平台加上消费者“五方联动”。例如，在消费者网购下单时，页面上可增加“快递包裹绿色可降解”及“快递费用增加5角”的选项，相信很多消费者都会选择绿色包装。

　　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快递业及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大多数为非强制性标准，这就造成标准实际上对行业的整体约束力不够，标准的执行力度与现实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关于联动合作实现产业链整体“绿化”，童文红表示，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主体需要分摊提升的成本。“对于增加的成本，国家政策扶持一部分，商家和物流合作伙伴，也要给予一定补贴和支持，同时消费者也要承担一部分。”

　　学生上了还想上的思政课是如何炼成的

　　什么叫真正的成功？科学家、伟人、名人都信仰什么？自媒体时代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网络道德？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环节，思想政治课（以下简称思政课）这门大学里“最难讲的课”在复旦大学备受欢迎，有学生上了一学期后又选一学期。复旦大学的思政课是如何炼成的？

　　思政课要让学生终身受益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复旦大学一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采用跨校直播互动的形式开讲，全国高校共计9万余名学子在线听讲。3名复旦大学思政课青年教师同时授课，从“大学生活有没有意义”的话题切入。

　　课上，有学生当堂发问：“高中时目标很明确：考大学。现在上了大学，好像没了目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陈果回答：“意义”像种子一样会萌发，像花朵一样会绽放．不过要静待时机。其次，不要怕犯错。哪里错了，就从哪里开始。再次，不要只想着当主角，演好并享受自己的角色，配角一样精彩。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洋务派的“对外和戎”主张、如何把握现代化与西化的辩证关系……一个个面向复旦大学全体学生征集的问题被精心编撰进《难点解析》辅学读本中。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顾钰民认为，只有从学生关心的问题人手，甚至不回避敏感问题，才能激发学生的钻研动力。“我们最终是要解答好学生的困惑，帮助他们形成对现实社会的正确认知。”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表示，思政教育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我们围绕这些要求不断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让思政课程真正走进学生心田，成为让他们终身受益的一门课。

　　构建“同心圆”思政教育体系

　　一段时间以来，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单兵作战”，思政课也很容易陷入“孤岛”境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国希认为，思政课要承担传递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塑造国民精神面貌的使命。为此，就要在传统思政课体系之外，让更多领域的大家名师参与进来，分享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打造思政教育的“同心圆”。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一门公选课，授课者除了思政教师，更常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专业的专家学者，课堂有理论支撑又结合新形势，很多学生上了一学期后又选一学期。

　　而这样的全员育人也推动着专业课教学去开掘更多精神养料，促进“思政课程”真正向“课程思政”转变。一位教师说：“将德育意识融人专业教学，增加了课程的厚度和温度。”

　　“外脑”也是“同心圆”思政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近年来，全国50多位市委书记、市长走上“复旦大学中国市长论坛”讲台，向学生们介绍当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实践。

　　此外，从2014年起．复旦大学以思想道德修养课为试点，建设混合式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逐步实现了思政名师教学共享、学生深度参与、教师个性化解疑释惑。在新近调查中，82.4%的学生认为这一新形式提高了自身学习能力。

　　高校思政课建设还需激发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要求。受访专家表示，思政教育在改进中加强，进一步提升其立德树人实效，还要在学科协同等方面继续发力。

　　一是继续做强高校思政课程体系。高国希表示，“有意义”的课更要“有意思”，这就要求思政课不仅要满足学生理论拓展研究需求，还要加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着力讲好中国故事。

　　二是形成高校全员、全课程思政教育合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副书记方明表示，要抓住课程改革核心环节，准确把握不同性质课程特点，既牢牢把握思政理论课的核心地位，又充分发挥其他课程的育人价值。

　　三要加强中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专家指出，在中青年教师已占高校教师绝大多数的背景下，必须强化价值引领，引导教师牢记国家使命、树立正确导向，如可实施中青年骨干教师轮训计划，面向中青年教师开展国家意识教育，强化基层挂职锻炼等。

　　四是培养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辅导员队伍。专家表示，辅导员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一方面要不断夯实专职队伍基础，将专职辅导员岗位纳入学校正式编制，逐步建立“老中青”辅导员梯队；另一方面可鼓励引导专业教师、学科带头人兼职，使教师更加深入了解学生，促进教学相长。

　　小目标与大国策

　　小目标，当下频繁地出现在业绩里、职场上、人生中。它总在人们不甘平凡之际，一次次闪亮于眼前：去年的计划实现了吗？今年的愿景又是如何？

　　小目标，是理想，是心境，是前行的坚实脚印。“比如一个亿”，可以是小目标；活干得更快、技艺变得更好，可以是小目标；修身励学，更进一尺，同样可以是小目标。无论是商界大佬、普通职工，还是在校学生，这些目标都可以用心去实现，这些个体生活的目标，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蕴含着多样的价值追求。

　　小目标外，更有大国策。大国策直指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从1953年开始，我国一般每5年制定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或规划，对各方面发展作出安排。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构想正在稳步推进。更精准、更清晰的大国策，从根本上为大众小目标的实现营造了环境、提供了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反对“四风”，党纪国法的高压线更加严密；简政放权、创新创业，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更加高涨；汉语热、落地签、撤侨、护航，群众走出国门的腰杆更硬。当前，大力推进的扶贫攻坚工程，不仅直接给贫困人口生活带来切切实实的变化，也在更深广的历史空间提升着整个国家的发展面貌。

　　大国策“护航”个人小目标，个人小目标不能违背大国策。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违法犯罪分子用电信诈骗来实现自己发家致富的“小目标”，触犯法律法规的高压线，必然受到严惩。毫无疑问，个人目标的达成，需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下，通过努力奋斗来实现。

　　大国策同样需要群众无数的小目标来推动。让群众享受更多发展成果，拥有更多获得感，是大国策的出发点，也是大国策的目标所在。美好心愿达成，是个人的奋斗目标，也是国家的方向所在。

　　“95后”：网络空间崛起的新力量

　　“95后”，朝气蓬勃、视野宽广、开放自信的一代。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成长环境、时代背景、传播方式等的新变化，“95后”群体具备诸多新特征，并日益成为网络空间中崛起的新力量。

　　“95后”青睐互联网新平台

　　“咸宁大道今天停电，‘供电蜀蜀’们正在停电抢修，不要急，可以先去买点菜，往银桂路去菜市场，不堵呦，我们刚从那过来，四小时后就可以做饭了哈。”

　　“提前半小时搞定，谢谢你们的点赞，‘供电蜀蜀’还有下个任务。我好像闻到红烧肉的味儿……”

　　1月8日，一条条与平常信息发布不太相同的停电提醒，被许多湖北咸宁市民“点赞”。信息的发布者，是湖北咸宁供电公司的“95后”新员工陈科铭。

　　利用新媒体的快速及时效性，实时更新供电信息，并倒计时推送来电信息，辅以轻松搞笑的形式来呈现，这名“95后”新颖的信息发布内容，让市民们的等待不再漫长，也增进了对供电工人辛勤工作的理解。

　　像陈科铭这样能够熟练应用互联网的“95后”，正越来越多。

　　半月谈记者从湖北省公安厅获悉，在湖北公安系统，同样活跃着一批“95后”，其中，不少人活跃在官方微博、微信平台运营及更新的岗位一线，通过灵活、不拘一格的信息发布，聚合了大量“粉丝“，拉近了公安工作和百姓的距离。

　　主动拥抱互联网的同时，许多“95后”也不停留于只做“键盘侠”。2016年7月，湖北武汉遭遇暴雨侵袭，三面环湖的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积水严重，最深处积水超过2米，学生及附近居民出入受阻。

　　“征集志愿者，一起去防汛。”有人在学校的论坛中发帖后，先后有58名“95后”大学生参与，组成应急志愿队。藏书30多万册的图书馆、价值数百万的教学仪器在志愿者的守护下安全无恙。部分“95后”还参与疏散被渍水围困的700多名居民。

　　开放性、互动性、解构性

　　成长于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日新月异的网络信息化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95后”群体也体现出诸多新的特征。专家认为，这些新特征主要表现在开放性、互动性、解构性等方面。

　　专家表示，“95后”可被视为中国家庭对子女投入从“人多钱少”转入“人少钱多”的关键时期。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认为，当前相当一部分在校大学生，从小成长于家境殷实的家庭，享受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无忧无虑，充满自信，心态开放，更能够也更乐于与世界接轨。

　　“95后”的第二个特征是互动性。与“80后”在本世纪初刚刚成年之际才接触互联网不同，“95后”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互联网从一种技术手段转变为一种生存方式，并全面嵌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过程。他们不再只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更是信息源和传播者。

　　“95后”的第三个特征是解构性。他们推崇后现代主义，喜欢对宏大叙事发动精准打击．主要表现为对语言的特定用法或“用典”，建立在一定的“默会知识”（他们那一代人才能心领神会的知识）基础上。

　　“不过，当你一本正经认真以对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认真你就输了’。”曹东勃说。

　　更重视“95后”网络素养培育

　　网络与“95后”的生活深入融合，在网络直播、网络论坛等网络平台上，活跃着“95后”的身影。不过，也有一些“95后”，因为误人歧途而受到法律制裁。

　　31段不堪入目的淫秽视频、4万余人的“拥趸”……为了使自己快速成为“网红”，网名“雪梨枪”的网络女主播林某伙同他人录制淫秽视频吸引人气，并借此牟利。最近，四川省绵竹市法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林某已构成制造、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的江苏理工学院研究员贾仕林指出，作为网络社会主力军的“95后”，他们是网络世界的活跃群体，经常游走于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之间，与其他年代人群在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多少存在一些张力。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的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者田佩静认为，这一代的青年人更能体悟新媒体科技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对于“95后”在网络空间中潜在的“被承认的需求”，应更加重视，并正确引导。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应更加注重“95后”网络素养的培育。一方面，应通过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另一方面，应着力引导“95后”树立正确的网络心理观与道德观，提高网络文明素养，倡导理性思考、文明表达，自觉做到不做有损网络文明、有悖网络道德之事。